滇越铁路建成通车后，开始不断有汽车被运入云南。1918年、1922年，云南地区先后成立了“云南省路政局”和“云南全省路政局”两单位专事修建公路。到达云南后的西南运输总署成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汽车修理机构昆明修造总厂。并历经艰难于1942年在云南试制出了四吨中型货车，以此开创了云南省的民族汽车工业。为了使这批车辆尽快投入抗日战场，西南运输处从潘家湾训练所内抽调了80名熟练技工由主管王文松带领，接管了仰光装车厂。
知道解放前的云南人民都靠什么出行吗？比你想象的要丰富哦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全省高山深谷密布，地形复杂。自古便有“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马不能行”的记载。
虽然经过当地人民千百年来的艰苦奋斗，在万山丛中凿开了条条交通要道，但始终因恶劣的地形限制，长期处于一种“路不通车，水难行舟”的困难境地，清末民初时的交通运输还主要依靠肩挑背负和牛驼、马背。当年的三迤大道上常年有四五万匹驮马往来运输，“山间响铃马帮来”成了千百年来云南交通运输状况的真实写照。
时间来到20世纪，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机械动力交通工具已经逐步替代人力和畜力成为了主流。但此时在云南崎岖险峻的山路上，驮牛和马帮的响铃却依旧在悠扬地飘荡着。
对于这样的交通状况当地政府当然也做过很多尝试，早在清乾隆五年（1740年）就有官员“于金沙江辟航道数里，但仅十数日，山洪暴发，山坍石崩，淤塞江心，航道复阻而罢”，进入近代后，云南民间对于水运也做过多次尝试，但最后都因为成本居高不下，长期入不敷出而草草收场。
相比于水运，陆运的发展则顺畅许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动工。这条宣统二年（1910年）建成通车，464.2公里的铁路成了云南省第一个机械动力运输工具，但他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为修建这条铁路征召的三十万民夫中约有七八万人（也有史料说是十二万人）死于工伤、毒打、瘴疠、冻伤和饥饿，所以对于滇越铁路也有“一颗道钉一滴血泪，一根枕木一个冤魂”的说法。
滇越铁路建成通车后，开始不断有汽车被运入云南。有据可考的第一辆车是在民国六年（1917年），一位住在云南的广东商人，从香港买的一辆福特轿车，经越南运入。但运抵云南后才发现，此时的云南境内无一条路况良好可供行驶的道路。最后只得将其拆散用十几匹马驼到昆明，由青年技师刘荣将其重新组装了起来。
由于此时云南的道路状况较差，这辆车在组装好后并没有被频繁使用，大多数时间都被放在南校场供人参观。值得一提的是组装汽车的机械师刘荣，他是昆明地区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个汽车技师，后来还当过省主席龙云的机械师。
据昆明海关档案记录，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云南对于汽车的进口开始变得逐步频繁。当时一辆普通轿车的价值大概在白银三千关平两左右，汽车轮胎、汽油等必需品也异常昂贵，此时进口汽车还是少部分权贵阶级的玩物。
随着进口汽车逐步进入云南，改变道路状况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1918年、1922年，云南地区先后成立了“云南省路政局”和“云南全省路政局”两单位专事修建公路。
公路问题的解决，极大地带动了云南地区道路交通运输随行业的发展。1925年，云南全省第一个公路客运站“云南公路处西站”出现在了西安路路口，与此同时，省公署向美国福特购买了四辆一吨半货车底盘，开始在此基础上改装公共汽车，此举也可看做是云南省改装车生产的开端。
由于当时专业技术人员和制造设备还较为贫乏，所以这几辆车的车厢大部分都是用木料制造的，外形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精致的马车，与现代客车的外形还有非常大的区别。但即便如此，依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25年10月10日的通车典礼上，四辆改装福特车和两辆雷诺轿车满载各界名流行驶在昆碧公路上，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云南有了第一条公路和第一批由地方政府引进的汽车。
随着昆明道路运输行业的发展周边城市也相继开始了自己的运输行业建设。
1928年12月从芒市到畹町的芒畹公路建成通车，由芒市土司引进的雪佛兰轿车开始驰骋于芒市和缅甸腊戌之间，此后缅甸的华侨以及印度商人的运输车辆大多经由这条公路进入芒市经商，极大地促进了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
随后的1933年2月25日，云南省公布了《云南省公路汽车营业开放规程》和《云南省公路汽车检验章程》，宣布“全省人民均可开办汽车公司和进口汽车，按章章程登记、纳税后即可自由营业”，一时间将云南省汽车的引进推向了高潮。
当年四月，曲靖商人邓和风在昆明集资购买了12辆福特一吨半货车和一辆雪佛兰客车，成立了云南省首家私营的“通运汽车行”。次年商人李佩荆等人购买了37辆福特2-2.5吨汽油货车创建了“御风”等九家车行，使全省私营车辆增加到了50辆。
随着营运车辆的增多，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和雪佛兰汽车公司分别委托法国在昆明开办的若利玛洋行和郭米纳洋行成为了他们在云南的代理商，由香港经越南海防运入汽车在昆明销售。在法越当局的威逼与配合下，这两家洋行实际控制了当年云南的汽车市场。故此时节省内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大多是福特和雪佛兰这两个品牌的。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才赋予云南一个发展汽车工业的契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中国领土大片沦丧，西南的云、贵、川三省逐渐成为了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尤其是滇缅公路修通后，云南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成为当时国内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昆明也因此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枢纽和最大的转运站。
加上国内最大的汽车运输机构西南运输总署从广州西迁云南，使公路运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刺激了汽车修造业的发展。这时，国内一些中大型企业、文化团体与学校也纷纷迁到了昆明，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法大学等，其中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昆明合建了西南联大。
企业中的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一飞机制造厂、中央无线电厂、五十三兵工厂等大型中央企业先后迁入云南，昆明一时间汇聚了国内大批的人才、资金、设备和器材，使一向封闭的云南经济，顿时呈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地方商业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到达云南后的西南运输总署成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汽车修理机构昆明修造总厂。并历经艰难于1942年在云南试制出了四吨中型货车，以此开创了云南省的民族汽车工业。
1937年，为解决进口汽车散件的装配和运输车辆的修理问题，在昆明筹建了昆明汽车修造总厂，于1938年5月建成投入使用，下辖九个分厂分别散落在保山、贵阳、重庆、泸州、沅陵等地，并在云南易隆设有整车厂、缅甸仰光设有装车厂，其实力不亚于现在某些二线车企。特别是设在仰光的装车厂，还曾创造过单日装配50辆整车的奇迹。
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水路运输联合委员会，从美国一次性购买了4400套汽车底盘零配件，在仰光组装生产载重卡车。为了使这批车辆尽快投入抗日战场，西南运输处从潘家湾训练所内抽调了80名熟练技工由主管王文松带领，接管了仰光装车厂。这批机工与大批借道仰光回国的爱国机工一道，凭借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克服高温、疾病、设备不足等问题露天装配新车。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归国技工中已有1000余人为国捐躯，他们以赤子丹心报效祖国，用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乃至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汽车制造业的一曲爱国主义战歌。
再说带着重新开创汽车制造厂筹建工作来到云南的中央机器厂，1939年5月初，中央机器厂从美国斯蒂瓦特汽车厂手上买回了该厂全部的机器设备，开始在龙陵分厂试制国产载重汽车，并将新车命名为“资源牌”。
其设计过程及成果等资料至今已劫后无存，现唯一能找到的资料，仅有1941年9月出版的《资源委员会公报》第一卷第三期上一篇文章中保留的一些轮廓。
大致如下：“该厂卡车虽然在中国有相当的声誉，然而在内地行驶的不多，且曾发现过普通的毛病，如前钢板大易弯曲等。而且我们想到中国土产燃料没有汽油同柴油，所以常常想到酒精、煤或碳气。原来该种卡车的引擎不能用此类燃料，即使能用，所发的力也小，效率也低。所以决定放弃原来的设计，依据中国公路的情形及需要，做彻底的设计，选用最优良、最高等、最可靠的材料，用了六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源牌货车的全部设计”据相关人员回忆说资源牌货车的外形非常像G.M.C卡车。
就在资源牌货车生产的如火如荼之时，1942年5月4日下午六时，龙陵被日军快速部队攻陷，龙陵分厂全部落入敌手。虽然敌我之间三次反复争夺，但1944年6月最后一次反攻中，龙陵厂还是被盟军飞机炸为了废墟。中国汽车工业的又一株幼芽，被侵华日军彻底摧残了。
解放后，中央机器厂演变为昆明机床厂时，仍有四辆资源牌汽车在使用，直到一汽生产出解放卡车后才被淘汰。惜乎年代久远，又经“大炼钢铁”，至今残骸无存，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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