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大规模的国家建设秦始皇下令修建的绝大多数工程都不应视为滥用民力专家指出，除了阿房宫和始皇陵以外，其他工程不算滥用民力阿房宫是在秦始皇35年（前212年）开始计划修建的计划修建阿房宫的是是非非，还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斥。
秦始皇下令修建的绝大多数工程都不应视为滥用民力。专家指出，除了阿房宫和始皇陵以外，其他工程不算滥用民力。阿房宫是在秦始皇35年（前212年）开始计划修建的。计划修建阿房宫的是是非非，还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斥责为挥霍民脂民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尾之咸阳。”秦时的咸阳不是今天的咸阳，而是居渭河以北的咸阳。当时，是一座横跨渭水两岸的城市，咸阳一分为二，分为南城北城。并且通过渭水的横桥飞渡相连，大致分布于今西安西北与咸阳西北。秦咸阳城是秦孝公时期营建的，到秦惠文王时，可能也是感觉咸阳人多，宫室不够用，于是开始向南扩张，在渭水以南修建宫室别苑。但是秦国的政治中心，最先还是在渭水以北的咸阳宫，后期才向渭水以南的章台宫转移。秦统一后，计划在渭水以南建筑阿房宫为主的宫殿群，想将咸阳城的重心彻底南移。始皇计划修阿房宫还有一个考虑：始皇每消灭一个国家，就让人丈量并详细绘画出这个国家宫殿的模样，然后按照原来各国宫殿的大小、形状，在秦国咸阳宫内修建各国宫室，供原六国贵族居住。按照执政者设想的阿房宫，确实工程浩大，与当时的国力不相适应，建设起来必劳民甚烈，但是这个设想并没有实现。
修建灵渠，是平定诸越，统一国家，开发南疆的需要。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当时居住着东越（瓯越）；在今福建以福州为中心，当时是闽越的势力范围；再往南，在今广东、广西，分布着南越和西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尉屠雎率五十万大军，向这些地区进攻。进攻部队共分五路：一路由今江西东向，攻取东瓯和闽越，是年平定，置闽中郡。另两路取南越：其一循今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循今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其余两路入广西境：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在向南方进攻过程中，秦军遇到很大困难，主要是由于河道密布、山峦纵横，兵员和军粮运输极不方便，因而除平定闽越、瓯越的部队很快取得胜利外，其余几路军在途中受阻，迟迟不能前进。为此，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凿渠，开辟粮道，称为灵渠。公元前219年，灵渠修凿工程结束，秦军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陆梁地，即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以南之地。公元前213年，秦把五十万罪徒谪戍到五岭以南戍边和开垦，与越人杂居。类似现在的兵团军垦。从此，东至海，南至北向户，皆归入秦朝版图。
灵渠是连接湘水与漓水，沟通长江水系的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渠道。该运河修筑后，对于沟通古代南北方交通运输，促进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始终起着重要作用。至明、清，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灵渠与四川都江堰、京杭大运河、新疆坎儿井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著名水利工程。
修筑长城，是防御匈奴，巩固国防，保障内地人民安居乐业的需要。北方和东北是胡人和匈奴的地盘，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胡人和匈奴早就同中原的华夏族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但战国以来，匈奴和东胡趁内地不断纷争之际，经常侵扰边境，秦的北方河套地区被匈奴占领，对秦的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秦始皇考察北方边境回来后，立即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从内地移民三万户到河北、榆中屯垦，促进了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匈奴虽然被从阴山、河南地赶走，但军事实力尚存。为防御匈奴的进攻，秦始皇征伐大批劳力，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全长五千余里的长城，又将原秦、赵、燕为防匈奴进犯而修建的长城，修葺、增补、新筑，连接起来，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秦王朝的北方屏障，对于保障内地人民安定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始皇治驰道，坏城郭，决川防，修“直道”，加强道路交通网络建设，对于发展经济、维护统一、巩固国防有重要意义。公元前220年，秦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汉书•贾邹枚路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巡游，从咸阳至碣石，途中多有原魏、韩、赵、齐等国的交界和黄河流经之处，阻碍交通的城郭和“以邻为壑”的堤防，造成水患。秦始皇在巡游中，就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封建割据遗留的残垣断壁。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建一条由咸阳直向北延伸的“直道”，全长约合今1400里，直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这是从首都咸阳至秦北方九原郡最捷近的道路。如果曾被蒙恬30万大军驱逐至阴山山脉以北的匈奴再次进犯，秦军即可循“直道”由首都咸阳直达九原，迅速给予反击。这些“驰道”“直道”，以及秦统一中国后修筑在西南边疆的“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在秦王朝修筑的主要道路沿线，分布着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许多重要城镇。这对于促进当时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起着积极作用，在政治、军事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确实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不算赋役无度。专家指出，大规模的工程都是在始皇35年左右才开始的，而此时离秦始皇兼并六国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无论是百姓还是军队，已经休整很多年了，此时，有偿征劳役算不上暴行的。阿房宫是在始皇三十五年才开始修建，秦始皇陵可能会早一些，但是，这两处征用的民力很有限，其劳力多为刑徒。即使征用劳力，一则在时间上是有限的，二则能征用的劳力也是有要求的。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劳力，才会征用一到两个，征调劳力之余，也是会为这一家留下劳力抓生产的，而且还给出劳力的人家免赋税。秦始皇提出“上农除末，黔首是福”的农业方针，直到统一后，这一方针还是放在首位，鼓励农耕的政策法规颁布到全国各地。
林剑鸣在《秦史稿》中指出，秦国的兵役制度，如《汉书•食货志》记载：男子至二十三岁以后就要服兵役，一人一生须当兵两次，一次叫“正卒”，守卫首都一年，一次叫“戍卒”，戍守边疆一年。同时，还要在本郡、县内服役一个月，叫做“更卒”。而李开元在《秦崩》中说：“依照秦政府的规定，年满十七岁的男子，都有为政府服劳役和兵役的义务，兵役和劳役不分，每年在本县服役一个月，算是常年有的徭役。除此之外，一生当中，还有一年在本地本县服役，一年在外地服役，外地或在首都，或在他郡。这两年集中的徭役，算是一生中的大役，特别是一年的外役，背井离乡，最是沉重。泗水亭长刘季，始皇帝三十五年派上了到咸阳修建阿房宫的徭役，为期一年。”两者除在当兵的法定年龄问题上有分歧外，对秦国征兵制度的理解并无二致。在战争年代，秦国常常会突破或背弃兵役制度，如“长平之战”，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被悉数征发，如云梦秦简中一位叫“喜”的低级官吏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参军，凡爵自不更（第四级爵）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有被征调当兵的可能。但秦国统一天下后，在秦始皇时期，这种突破徭役制度的法外负担，几乎就不存在了。
秦国的“闾左”即贫困人家为“复除者”，即不服劳役、兵役，这可能超出人们的现象，但是事实。不服徭役的“闾左”大致有三类贫弱人群：一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包括“耕豪民之田”而“见税什五”的佃农，“为人佣耕”如陈涉者的雇农，类如仆人的庶子等。庶子也称弟子。《商鞅•弱民》：“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按秦律规定，一为弟子不得随意改籍，只能世世代代作为依附农民。依附于地主的农民为“复除者”之因，田人隆认为：“所谓闾左享有‘复除’，或在一般情况下不征发闾左服役，并不是说闾左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徭役，而是因为封建国家把闾左应服的徭役，分配给军功贵族。闾左一般只向军功贵族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征国家的徭役。”根据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两封秦军士兵从战场上发出的家信，可以断定秦军士兵需要自备衣物和费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无田无产无资者难服徭戍，故为“复除者”。二是地主、贵族、商人私家役使的私奴和隶臣妾、刑徒等官奴。三是游民，秦官方称“游士”，他们中间有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以及散兵游勇、没落的旧贵族。李开元认为，当时的贫困人户，被称为“闾左”，闾左当中，夹杂有不少流窜的游民，大规模征发闾左从军入伍，实属罕见异常，相当于置帝国国民于全面动员的紧急状态。以帝国的实情常情而论，不能自立的穷人，难以承担从军的经济负担，被强征编入军队以后，自己困苦，军队也不安稳，大规模地无选拔征兵，不循正道的浪人、不安分的游民会大量流入。贫困游民，最容易搅乱稳定，破坏既存的组织秩序，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往往成为叛乱、造反和革命的力量。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旷日持久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各国间的争夺不复存在，以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已完全控制了政权。加之兵源增多，步兵已取代车兵而成为主要兵种，军队中无需再征召奴隶、罪徒服杂役，原来为奖励徒隶的校、徒、操三级爵位也随之取消。而为落实军功爵制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和游士一般不服徭戍，已成定法，一直在执行。
开展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不劳民不可能，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统治者以言废法的现象也会不同程度的存在，更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但在秦始皇时期还不至于穷困万民，广大民众也不至于纷纷走上反抗朝廷的道路，导致国家覆亡。问题的关键，是胡亥、赵高、李斯之流谋逆成功后，破坏法制，滥施淫威，赋役无度，残酷压榨和剥削百姓，才促成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