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30万人。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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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人质疑日本制造中国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真实性，“当年的侵华日军在南京到底杀了多少人？并没有确切地统计出来到底死了多少人，有名有姓的都没统计出来几千人，也没有认真研究30万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以此为论据否认史实，称没有数据支持，“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
惨案发生时未推行身份证制度从中国户籍制度史的角度，可以破除这个质疑。
中国的户籍制度起源得很早。在春秋五霸之一的齐国，由于有管仲的倡导，开始确立了与田地登记相结合的户籍制度，施行较为严格的基层地方组织监管措施，叫做“户籍田结”。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秦国甚至出现了身份证的萌芽，住店外出都要随身携带。《秦律》要求，无论男女，都要登记户籍。
但是，随着田赋制度的不断改革，到了明清改制成摊丁入亩，户籍与徭役脱钩，人身控制逐步放松，加上清末的战乱和列强势力渗入，实行了几千年的传统户籍制度就此崩坏。清政府对人口数量和基本情况不清楚，于是大力推行新政。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提出人口普查的六年计划，然而在人口调查中激起了民变，直至清朝覆灭，也没能获得清楚的数据。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参照英、美户籍及人事登记颁布了中国第一个《户籍法》，但没有发放身份证，也没有实现完备的户籍登记。
1946年的《户籍法实施细则》中，关于国民身份证的规定
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修订《户籍法》，同年又颁布《户籍法实施细则》，开展全面户口清查、登记，并对年满14岁的人颁发《国民身份证》。这一政策，直至南京国民党政权倒台，也没能真正实行。
换言之，在1946年之前，民国时代的中国没有全国性身份证。由此可知，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受难的中国人民没有身份证件，更无从记载他们的身份证号。以此时之政策，度历史之真伪，未免缘木求鱼。
30万人战后军事法庭早已确认事实那么，“30万以上”，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是如何认定的？
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屠杀事实与遇难人数于法有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惩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战胜国组织国际法庭和受害国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收审，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法庭”）；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法庭审判定罪，由中国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设立的10个军事法庭审判。
其中，涉及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军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学者一般称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据中国驻东京法庭代表团团长梅汝璈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主要有两起案件：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号”，由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绍棠、叶在增5位法官及2位检察官审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在南京保卫战中，谷寿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华门，指使和怂恿部属滥杀无辜，是直接实施屠杀南京军民的罪魁之一。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同年8月1日，谷寿夫与12名乙级战犯一起被押至中国受审。
二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战犯案。向井和野田系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军官，两人在进攻南京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到达南京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另一位日军军官田中军吉，曾手执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先后杀戮300多名中国人。该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同年12月18日宣判。
参观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苏阳摄（新华社）
东京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从法律上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南京法庭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则为认定大屠杀死难人数提供了直接依据。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遇难者人数实为30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
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
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悼念。方东旭摄（新华社）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还指出“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可以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因此，对于认定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而言，“遇难者30万”不仅是遇难人数的底限，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捍卫民族历史尊严的底限，不容任何形式的质疑和挑战。
捍卫的不只是历史更是民族尊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墙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也让国人铭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与伤痛。
这场浩劫发生之后的八十年里，不断有人以种种“理由”质疑死难者是否达到30万之多，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确考证”，提出20万人、10万人、5万人、3万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结论。
这种质疑行为的根本意图是，企图以人数的“不精确”和“不客观”，来证明事实认定的“不精确”和“不客观”，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由客观事实定义为被害者主观建构的“被害记忆”，从而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
因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捍卫，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更关乎民族尊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李博摄（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