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强近些年一直在尝试做一件事，那就是用新诗演绎古代历史和文化。诗人最近创作的《二十四伎乐》，即是他在诗与史之间展开文本交流与精神对话的最新成果。在古代历史中寻找和发现当代意义，也构成了彭志强在《二十四伎乐》中重释历史、进行诗史对话时的基本着力点和重要思维指向。
彭志强近些年一直在尝试做一件事，那就是用新诗演绎古代历史和文化。前几年诗集《金沙物语》出版后，诗坛就有评价说彭志强的创作使“诗歌又多了一种功能：让过去的历史重新说话”，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确切地说，在彭志强这里，过去的历史“重新说话”，用的是新诗这种特定的“说话”方式，并且历史也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与当下现实、当代人进行持续的精神对话。诗人最近创作的《二十四伎乐》，即是他在诗与史之间展开文本交流与精神对话的最新成果。
诗集《二十四伎乐》由长诗《将军令》、组诗《风吹永陵》和《二十四伎乐》三个部分构成，在这三个部分中，诗人分别对蜀皇帝王建传奇一生、中国首个地上皇陵永陵以及唐末五代前蜀宫廷乐舞进行了解密，既展示了古代历史中独具诗性特色的一面，又让人在远逝的过往里窥探到曾经岁月的芳华，咀嚼历史烟云的余韵，并启迪人们用历史来映照当下，从而获得更为丰富而新鲜的现实认知。
用新诗这种现代文体来演绎古代历史，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新诗的现代性指涉与古代历史携带的古典性精神特质之间，有着不小的抵牾与隔阂。不过，历史总是多义性的，这意味着历史与现代之间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存在着沟通和对话的极大可能。为了成功实现诗与史的精神对话，彭志强合理采用了几种行之有效的表达策略，首先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思维解读古代历史。如前述蜀皇帝王建少时“盗驴”事：“暗疾，来自一次盗驴。/月亮是他的作案工具。//听说有人在白天指鹿为马，/他就偏偏在夜晚读鹿成驴。//贼，这个字，他并不认识，/更离心脏很远。//有黑夜这件宽大的外衣掩护，/顺手牵驴，心虚，却不虚空。//英雄多是自寻出路。/日出之前，他得完成正常的心跳。//因为一日三餐，锅里碗里瓢里/全靠这只驴来拯救失眠的盐。//偷别人的驴，让别人无驴可吃。/他用盐的无辜发明另一个无赖。”（《盗驴》）诗人将王建小时的无赖成性解释成“读鹿成驴”，解释成并不认识“贼”这个字，还说他“偷别人的驴，让别人无驴可吃”，这些都是现代人的机智与幽默在解读历史时的灵活体现，生动折射着诗人审视历史时的现代眼光与思维。在《二十四伎乐》这部诗集里，体现现代人机智与幽默的词汇与诗句比比皆是，几乎可以说，以现代机智和幽默重述古代历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彭志强诗歌诗意生成的某种内在机制，这种内在机制，也处处凸显了诗人解读历史时的现代视野、现代眼光和现代思维。
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古代历史中寻找和发现当代意义，也构成了彭志强在《二十四伎乐》中重释历史、进行诗史对话时的基本着力点和重要思维指向。在《近水》中，诗人写道：“近朱者赤，就在于近。/赤红捷径，是朱砂繁衍的近水。//近墨者黑，也在于近。/黑夜这个大砚台，是墨汁磨出的近水。”这就是对一段史实的感叹，也是对一个成语的现代赋意，同时也警醒人们：要与那些是是非非的东西保持适当的距离，否则就将受其浸染，污毁自身。
《二十四伎乐》是对历史的诗意读解，但诗人述说历史时的时间设置，并不是简单的、一维的，不是将时间维度一味拘限于古代，而是多维的、立体的，是在古代与现代的双重时间维度中随意穿梭，自由往来。历史与现实由此产生了频繁对话和交互作用，诗歌的意义空间和人文景深也得到了全方位拓展。在我看来，诗人对时间所作的如此设计，是不乏深意的。我们知道，历史总在不断流变，历史剧中的人物也如走马灯般地在不停更换，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人类喜怒哀乐的情感经验、人类被欲望和期待所纠缠的心灵世界，这些总是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一以贯之的。《二十四伎乐》中，诗人有意要在古今交互的双重时间维度中来重述历史，正是为了借助古与今的多把尺子，立体地丈量人类情感的幅域和人类心灵的深广度，有力地塑造人类精神空间。如《琵琶伎》《吹叶伎》《吹笛伎》《吹箫伎》《吹贝伎》等诗，诗人既述这些伎乐工原有的工作情貌，又想象他们曾经的宫廷生活，同时也描绘他们留给今人的历史陈迹，显得格外丰富而立体。在古今的互照与互释之中，借助对古代宫廷的伎乐群像所作的精彩演绎，诗歌对人类情感世界与人类心灵空间加以艺术的呈现。余音绕梁，蕴意深远，给人不尽的咀嚼和回味。（文/张德明 作者系文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