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被欧洲列强以“病夫”之名侮辱。而统治者执政才能的衰退，主要原因在于其囚笼式的继承制度。穆罕默德三世便是以此为依据疯狂地屠戮了他的19个兄弟。苏莱曼大帝死后，近卫军共发动过7次叛乱，包括将颇有雄心壮志整顿军政的奥斯曼二世废黜并处死。而领主必须履行为苏丹提供骑兵及率军参战的义务。购买采邑的新地主，拒绝承担提供兵源，率军征战的义务，即使维持原状的采邑，骑士们也对苏丹的召集置若罔闻。
1896年10月17日，上海的《字林西报》上刊载了一篇英国人的文章，文章将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侮辱为“东亚病夫”。而就在此文登载的40年前，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另一个曾经的强大帝国也被西方列强冠以“西亚病夫”的称号，这个国家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我们无数国人早已用汗水与鲜血证明了我们绝非病夫，那么奥斯曼土耳其又是为何被加之以如此侮辱性的称号的呢？
13世纪时，奥斯曼还只是散居在东罗马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众多突厥公国之一。到1566年，旷世君主苏莱曼大帝离世时，奥斯曼已经成为一个控制着北非、小亚细亚、巴尔干、两河流域等辽阔土地的庞大帝国。但在苏莱曼逝世后的300年里，奥斯曼却不断衰落，最终分崩离析，惨遭肢解。
这一切与大清帝国何其相像！
同样崛起于一支小小的游牧部落，进而发展成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
同样在一位伟大君主的带领下，国势与疆土达到顶峰。
同样是在王朝鼎盛之时就有了衰败的迹象。
同样被欧洲列强以“病夫”之名侮辱。
同样经历了失败的西化改革。
也同样是在自身的腐败与列强的侵吞中走向了帝国的黄昏。
但不同的是，面对外部瓜分及内部分裂，清王朝仍然保住了领土的“基本盘”，甚至能够在与沙俄的对抗中收复新疆。
而奥斯曼帝国，随着苏莱曼的离世，上升期戛然而止，开始了由顶点向下滑落的过程。1683年，维也纳之战的失败，奥斯曼的中兴势头又被无情掐断，国内乱象暴露无遗。1699年，《卡罗维兹条约》的签订，大片领土的丧失，则标志着国运已滑至红线以下，开始了难以挽救的彻底衰落。
奥斯曼帝国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极其漫长而缓慢，时而暂时中断，且又具有相对中兴的衰落过程”中，最终崩盘。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奥斯曼帝国在与清朝这个难兄难弟的“比惨大会”中仍然落败，呈现如此凄凉晚景的呢？
绵羊领导狮子——“囚笼”继承制度的危害拿破仑说：一只狮子带领的九十九只绵羊可以打败一只绵羊带领的九十九只狮子。统治者的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
公元1566年至1789年，苏莱曼大帝之后的二百余年间，奥斯曼帝国共诞生17位苏丹，其中绝大多数缺乏基本的执政能力。而统治者执政才能的衰退，主要原因在于其囚笼式的继承制度。
奥斯曼建立之初，实行子承父位继承制，对各王子给予封地，锻炼其执政才能，并允许各王子采用包括贿赂、勾结、暗杀等各种手段进行竞争，最终决出新王。
苏莱曼一世，穆罕默德三世，艾哈默德二世
在残酷竞争中即位的新王，必将对其余兄弟心怀极大的戒备。最终，帝国重拾部落时代的“卡农”习惯法，即新任苏丹，为了维护国家秩序，可以合法地弑兄杀弟。穆罕默德三世便是以此为依据疯狂地屠戮了他的19个兄弟。
这种继承制度虽然残酷血腥，却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即位的新王有能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奥斯曼帝国神话延续最重要的就是一脉强硬的苏丹。”
而到艾哈默德苏丹即位时，不知何种原因，他饶恕了唯一的弟弟—穆斯塔法的性命，将他囚禁在了后宫。自此之后，即位的新王“用软禁替代了杀害”。
1617年，穆斯塔法接替了病故的哥哥的王位，苏丹的继承制度也由子承父位变成了年长者继承。自此，新王即位后，那些可能的继承者们都被软禁在后宫之中，不得离开半步、不得结婚生子，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体格与精神都极为虚弱，更不用侈谈治国理政的能力了。
奥斯曼末代苏打，默罕默德六世
这样的继承制度下选出的苏丹，自然暗弱无能，权力也就逐渐过渡到了宰相和后宫的手中，并由此导致统治阶层内部勾心斗角、任人唯亲、行贿受贿、卖官鬻爵之风盛行，甚至连伊斯兰教乌里玛阶层（高级宗教学者）也受到腐败干扰，动摇着帝国内部的民众信仰基础。
伴随着继承制度的转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开始腐化变质，再没有出现过如奥斯曼一世、穆罕默德二世、苏莱曼一世这样的伟大君主，苏丹的荣耀似乎一去不返。
肘腋生疮癣——帝国最强军队的崩坏与跋扈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的腐化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其最明显也最可怕的影响便是导致了近卫军团的腐败。
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团也称为耶尼切里军团。公元14世纪，奥斯曼人创造性地提出一套选拔制度，即从巴尔干基督徒家庭中选择最强健的男童，使其改信伊斯兰教，学习土耳其语，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将其培养成帝国最具战斗力的军人。他们的训练和战力堪称十五、十六世纪全欧步兵的典范。
近卫军团的荣耀持续百余年后，渐渐地，被起源于统治阶层的乌烟瘴气所玷染。
首先近卫军团必须独身不娶的规定在苏莱曼大帝时期便有所放宽，到塞利姆二世时，几乎成为了定制，并且可以子承父业。到了穆拉德三世，甚至人人可以进入近卫军，近卫军也由最初的数千编制，发展到苏莱曼一世后期的二、三万人，最终，在17世纪中期时，达到20万人。
人数的激增，带来的却是近卫军战斗力的急速下降，大量的军人不执勤、当逃兵、吃空饷，曾经令欧洲颤抖的帝国近卫军团不复存在。
近卫军虽然在对外的战争中毫无建树，却在帝国内部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扰乱社会秩序，并如寄生虫一般为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甚至，越来越多地扮演起左右君主废立的不光彩角色。苏莱曼大帝死后，近卫军共发动过7次叛乱，包括将颇有雄心壮志整顿军政的奥斯曼二世废黜并处死。
就这样，犹如腋下的铠甲生了倒刺，曾经的帝国砥柱，渐渐成为了国家及人民的威胁，帝国变革之路上的绊脚石。终于，在1826年，近卫军团被马哈茂德二世血腥屠灭，苏丹的守护者最终被苏丹亲手埋葬。
釜底抽薪奈若何——采邑制度向包税制度的转变帝国曾明确宣布，所有耕地皆为米里（即国有土地）。除了少部分穆勒克（贵族私有地）和瓦克夫（宗教地产）外，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绝大多数耕地都归苏丹所有。
苏丹把绝大部分国有土地连同居住其上的农民以军事采邑的形式分封给功臣，是为采邑领主。而领主必须履行为苏丹提供骑兵及率军参战的义务。且采邑不得世袭，领主死后，苏丹收回采邑重新赐封。这便是奥斯曼帝国的采邑制度。
采邑制度的前提是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采邑制度的实质，在于土地收益权的赐封而不是土地所有权。
采邑制度的施行不仅保证了帝国兵源，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制度基础，也成为了帝国经济社会制度的突出特征。
但是，16世纪以来，随着帝国政治层面逐渐混乱，苏丹对采邑领主难以进行强有力的威慑与约束，各领主开始自行其是，纷纷提高地租，加强对采邑农民的剥削，同时，少数领主不顾“一人不得占有多处采邑”的禁令，大肆兼并采邑，有的领主甚至将采邑出售给商人及高利贷者，将属于苏丹的国有土地转变为私有土地。
购买采邑的新地主，拒绝承担提供兵源，率军征战的义务，即使维持原状的采邑，骑士们也对苏丹的召集置若罔闻。如此种种，使得帝国兵源缺额严重。
采邑私有化后，领主们不再按时足额向苏丹缴纳军费，也使得帝国失去了供养常备军的稳定财源。
16世纪后期开始，采邑制度逐渐向包税制转型，没收采邑，汇总税收，并将征税活动承包出去。最初的承包期限较短，一般2-3年，这就造成了包税商过度征税的扫荡式掠夺行为，于是从 1695 年开始 ,奥斯曼帝国开始用一种终生的包税合同取代了原来的短期包税合同。但，终身包税制度同样埋藏着祸根，地方实力派大肆购买包税权，实力大增，并掌握私人武装，傲然割据一方，中央权威再度削弱。
割据埃及的大军阀，默罕默德·阿里
采邑制度的瓦解，包税制度的推行，直接摧毁了帝国的传统土地制度，严重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力量，并促使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危机日益加深，并呈现出分裂迹象。
群狼的环伺——欧洲列强无情的侵吞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是国际政治经济宏观大背景下力量对比关系的此消彼长。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外部原因，则在于16-17世纪欧洲的兴起。
15世纪以前，地中海沿岸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取得了地中海霸权的奥斯曼帝国，因掌握着这片流金淌银之地，自然而然地富裕起来。但是，自迪亚士的船队抵达好望角开始，奥斯曼的财富密码逐渐失灵了。红海—中东—地中海的传统贸易路线失宠，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北大西洋沿岸。
伊斯坦布尔
一直以来，奥斯曼帝国都是欧洲贸易的中间商，靠转售东方丝绸和香料获利。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各国得以与印度等地直接开展贸易。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贸易的扩大、技术的改进、生产的增加和南美白银的流入，北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各国迅速富裕起来，相反的，奥斯曼则逐渐沉寂下去。
新航路开辟之后的两百年里，北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各国经历了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变化，重商主义由出现到大行其道，工业革命成果逐渐普及，欧洲主要列强形成并大力拓展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等等。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奥斯曼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诸多强邻的俎上肉。
1285-1923
在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列强的煽动、挑拨以及直接的军事干预下，这对奥斯曼这样一个没有绝对主体族群的多民族国家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也是奥斯曼如此之快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此后诸多民族宣布独立，帝国丧失了巴尔干半岛、埃及、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等大片领土，其中有很多迅速被英、法、意、俄等国侵吞或殖民。
一番此消彼长之下，奥斯曼帝国已如同群狼环伺下一头老迈的公羊王，只得奋力保持最后的尊严。
保持尊严的方式，便是变革。经过一连串对外战争的失败及屈辱条约的签订，一个伟大帝国的埋藏已久的尊严与血性被激发出来，帝国精英开始走上一条混杂着血水的西化改革之路。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马哈茂德二世的铁腕革新、延续40年的“坦奇马特运动”，都颇有成效。只是，帝国的老朽与腐败已是积重难返，变革的速度与活力也远逊于日新月异的西方，最终还是未能力挽天倾。
马克思说：任何大帝国的兴衰都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奥斯曼帝国也正是在内部的腐化与外邻的崛起这两点的共同影响下走向了衰亡。
文：王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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