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载看，以钺为王权象征的礼制始创于夏朝，钺在夏代主要有玉钺和石钺，殷周以后又有了青铜钺。三代立国必先得鼎，而失去了鼎就意味着王朝的倾覆。深入的考察表明，继夏代而来的早商青鼎，与中原地区相当于夏代和先夏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的陶鼎缺少内在的联系，却与东地区史前文化中的陶鼎颇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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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的起源地即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族人起源于东南，理由有五：
一、钺(包括玉钺和青铜钺)作为三代的重要礼器这是夏、商、周历朝帝王拥有军事力量的象征、统率和控制军队的权杖。
从文献记载看，以钺为王权象征的礼制始创于夏朝，钺在夏代主要有玉钺和石钺，殷周以后又有了青铜钺。从考古资料看，二里头夏代晚期都邑遗址中出土的玉钺、其形制在中原地区夏代或先夏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不见渊源，却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石钺如出一辙。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即商代前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钺，作为王权的象征，早商青铜钺从器形及其包含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功能看，都是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中玉、石钺的延续和发展。
依据历史文献，殷人以钺(玉钺、青铜钺)为王权象征的礼制“因于夏礼”，而非殷人自己创制。夏代晚期都邑遗址出土的一系列玉钺在中原地区不见渊源，而早商铜钺又是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中玉石钺的延续和发展，这就表明三代中最初以玉钺为王权象征的夏人，只能是长江下游地区流行玉石钺的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的主人。
二、鼎，是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立国重器自夏代初期铸“九鼎”以来、鼎即成为王朝统治者神、权、威、势的象征。“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三代立国必先得鼎，而失去了鼎就意味着王朝的倾覆。虽然、夏代的青铜鼎与夏文化问题本身一样，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但从商代早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鼎(不排除其为夏鼎而为殷人俘获的可能性)看，其形制在先商文化中找不到渊源，显然如文献所载，为“夏造殷因”、从夏代直接承继下来。
深入的考察表明，继夏代而来的早商青鼎，与中原地区相当于夏代和先夏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的陶鼎缺少内在的联系，却与东地区史前文化中的陶鼎颇多相似之处。同时，夏、商、周青铜鼎及其他青铜礼器上流行的饕餮纹(或称“兽面纹")，是夏商周王朝统治者威严、神圣、力量和意志的体现，是夏族的巫或祭司们为夏王朝统治的利益和需要而想象编造出来的“祯祥”符号，在三代社会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休”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
考古资料证明，三代青铜鼎上的这种超世间的神物，是从良渚文化玉琮、玉钺、玉冠饰和玉三叉形器器表的“神徽”(即饕餮纹)发展而来的。三代青铜礼器与良渚文化玉器的饕餮纹，均以两只大眼、扁鼻和宽嘴三位一体构成一个兽面形象，神兽面部各个部位及其构图格局，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之处。
更令人惊奇的是，早商青铜鼎餮纹与良渚文化玉琮饕餮纹在器体上的布局方式也完全一致：玉琮琮体呈内圆外方形，三代青铜鼎亦有方鼎、圆鼎；饕餮纹在玉琮和方鼎上的布局，均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每一侧面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中有一个以神兽的一只眼为中心的侧面轮廓，两个侧面拼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饕餮(神兽)形象。
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神徽”(即饕餮)，是东南地区良渚文化先民宗教信仰系统中的核心或灵魂，它为夏、商、周三代立国重器青铜鼎全盘继承的事实表明，最初把饕餮纹铸到青铜鼎器表上去的夏王朝统治者，无疑就是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
三、以圭、钺、璜、琮等玉器为组合的夏室宝玉这些宝玉是夏王朝举行祭祀、会盟、征伐、婚娶等重大礼典时使用的主要礼器。
文献中说，夏王举行祭天活动时，就是佩戴玉璜的，“夏后氏之璜” 在周代驰名海内，被视为可与“和氏璧”相媲美的国宝，中国史前时代文化的田野发掘资料显示，玉璜为史前时代东南地区先民所首创，是该地区自河姆渡文化时代以来一直流行的主要玉质装饰品；到良渚文化时，玉璜由装饰品一变而成具有宗教性质的礼仪法器，如反山、瑶山等遗址出土的大玉璜，形如半璧，上饰有一对圆眼、长方形巨嘴和两对獠牙组成的神兽图案，狰狞恐怖，给人以威吓神秘感，这种玉璜无论从其形制还是其所包含的文化、宗教意蕴看，都与典籍所记“夏后氏之璜”若合符节；
玉圭也是夏朝著名的玉质礼器。《竹书纪年》等古籍记夏王即位之初，即行“以玄圭宾于河”的典礼；《尚书·禹贡》也说夏人庆祝治理洪水的胜利，“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令人深思的是，田野考古发现和现今传世的一些玉圭，其形制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不见其原型，而与东南地区史前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圭形器一模一样；
夏人发明的历法，文献中称作“夏时”或“夏历”。这种历法的基本内容，保存在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夏小正》中。上古时代，还流传有大禹治水时“神龟负书从洛水出”的传说；所谓“洛书”、据史书所记即《尚书》中的“洪范九畴”，它与五行或八卦有联系，实际上就是夏代或先夏时代的历法图。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视洛书、八卦、五行及神龟负书的传说为汉儒编造的荒诞不经之谈。近年间考古学家在长江下游的安徽省含山县距今4500至5000年的史前遗址中发掘出一块玉板历法图，文物出土时，玉板历法图恰恰夹在一只精心制作的玉龟的龟腹与龟甲之间。据科技史专家考证，玉板历法图的内涵与《夏小正》所载夏代历法相行，反映出夏代或先夏时代律历制度的基本特点。
与上述表征夏朝军事统率权的玉钺一样，玄圭、夏后氏之璜和夏人的历法图等夏文化的主要礼仪用器，在中原地区相当于先夏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不见踪影，却都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先夏文化中发现其原型，这是夏文化萌生崛起于东南地区的极充分、极可靠的证据。
四、社祀或称社祭，是夏、商、周三代流行的一种重要的原始宗教礼典。《史记》说“自禹兴而修社祀”，可见社祀礼典为夏人所独创。依据上古典籍的记述，社祀即封土筑坛以祭祀土地神，文献所记的社祀祭坛，其基本形制及内涵与中原地区及其他区域文化中的史前祭祀遗迹均毫无共同点，而近年来在东南地区浙江余杭瑶山、汇观山等地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祭坛，都是“封土为坛”，坛呈方形，以红色、灰色和黄褐色等多重色彩之土堆筑而成，从形制特征和宗教功能上看，三代“封土为社”以祭祀土地神的社祀礼典，显然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
五、夏族的埋葬习俗夏族的埋葬习俗与中原姓族集团有虞氏、殷人和周人迥异、而具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夏人、殷人、周人和有虞氏的埋葬习俗，据占代礼书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夏后氏堲周”，是说夏人埋葬族人时以砖或砖形红烧土块附置于棺之四周。从本世纪中国各地田野发掘的资料看，有虞氏用瓦棺的“瓮棺葬”，殷人用棺柠和周人“墙置翣”的葬俗，先后都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后仰韶文化和殷墟、周墟的发掘中得到了证实，唯独夏人的“堲周”葬俗不在中原而在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发现了渊源。
例如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就盛行以砖形红烧土块附于棺之四周的“堲周”葬俗。三代的陶制礼器色彩，据文献所载，“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在考古学文化中，史前期中原地区的陶器以彩陶为特征.盛行彩陶、红陶和白陶：而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则以黑陶为地方特色，这与夏文化起源于东南、先商和先周文化萌生于中原的历史事实正相吻合，再看礼器、祭器，三代时流行全国的“鼎、豆、壶”的礼祭器组合方式渊源于东南地区。
这是考古学家早就揭晓的事实；夏代的礼、祭器，如鸭形壶等，据研究也起源于东南太湖流域的史前文化。
六、史书记载夏人是个善于种植水稻的民族稻作农业在夏代尤其是夏代前期的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均表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以种粟、黍为主，长江流域地区则以水稻为基本农作物。水稻作为中原地区的一种农作物，是随着夏王朝的崛起而传播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夏人又是习水性、擅舟楫的海洋民族，习水性、控舟楫显然不是中原或西北地区内陆民族的特长，而是东南沿海地区先民的天性。
典籍上说夏朝丝织业发达。但考古资料和现代学者的研究却表明，中原地区的养蚕织丝业是从殷商时代开始的，且一开始就呈现相当发达的景象。正如考古学家夏鼐所指出的，“就殷代丝织技术成熟程度而言，在它以前应该有一段发展过程”。养蚕织丝技术在商代以前的那一段发展过程，在中原地区始终找不到任何物证，但这种物证却在太湖流域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再次发现。
根据对东南地区史前遗址中出土的丝麻织物遗存和该地区史前遗址孢粉组合情况的综合考察，证实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是我国蚕桑织丝业的发源地，养蚕织丝技术是在夏朝崛起前后由江南地区北传到黄河流域的。蚕桑织丝技术和稻作文化由东南长江下游地区向北传播的时间和路线，也向我们传递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由东南地区先民创建而后北迁中原地区的历史信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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