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鲁迅纪念馆曾有这么一号人物，他是“少年闰土”的孙子，曾担任副馆长一职。他叫章贵，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鲁迅一直在外求学，发愤苦读，希望能够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对闰土来说，对鲁迅称呼“老爷”几乎是本能的选择。1921年的鲁迅已经在教育部任职，他此次回乡本是为了告别老屋，接母亲到北平，和闰土的见面让故乡残存的最后一丝念想也破灭了。
绍兴鲁迅纪念馆曾有这么一号人物，他是“少年闰土”的孙子，曾担任副馆长一职。
他叫章贵，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每当他回顾自己这大半生，永远忘不了1954年鲁迅纪念馆成立时，工作人员找到他的情景。
当时，村长带工作人员来到他家，希望他能去馆里工作，这个没上过一天学的放牛娃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可是我不识字，能行吗？”
工作人员笑着说：“能行！识字的人多的是，但像你这样和鲁迅先生有深厚渊源的，天底下怕是没有几个呢。”
章贵是章运水的孙子。提到章运水，人们可能有些陌生，但如果说“闰土”两个字，人们定然十分熟悉。章运水就是闰土的原型。
章贵和爷爷章运水一样，同样是农民出身，同样没上过学读过书。但不同的是，章贵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又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改写了家族的命运。
1.少年闰土，是鲁迅儿时快乐的源泉与心头永远的白月光少年闰土是鲁迅短篇小说《故乡》中的人物，更是以同名标题入选小学六年级课本，是个耳熟能详的人物。
提起少年闰土，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月光下海边碧绿的瓜田里，一个少年手捏钢叉，尽力向猹剌去。
鲁迅写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但对闰土倾注了特别的感情。因为闰土不仅真实存在，还是鲁迅儿时最要好的玩伴。
闰土的原型叫章运水，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杜浦村人。他父亲名叫章福庆，在海边种几亩沙地为生，同时编得一手好竹器。算命先生说闰土五行缺水，因而父亲给他取名“运水”；而鲁迅在小说中改为“闰土”，寓意五行缺土，在绍兴方言中“闰”与“运”同音，有异曲同工之意。
鲁迅本名周树人，在他的少年时代，周家还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每逢农忙或过年时，闰土的父亲就到鲁迅家里干杂活帮忙，他手艺好，人又勤快，深受周家信任。
1893年春节，周家要举办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事务繁多，人手不够，闰土便跟着父亲来周家帮忙看管祭器，因此和鲁迅相识，并成了最要好的玩伴。
鲁迅这样描写初见闰土的情景：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
两个年龄相仿的少年不到半天就混熟了，彼此以哥弟相称，阶层鸿沟在他们那里似乎是不存在的。
地主少爷迅哥儿在高墙深院里长大，少年闰土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无穷无尽的新鲜与稀奇：下雪天捕鸟，海边捡贝壳，潮水来时捉跳鱼。
最厉害的要数月亮底下在西瓜田里刺猹，那画面如临其境，让年少的鲁迅心驰神往，那时的闰土在他心里简直就是个少年英雄，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朝气蓬勃又充满灵气。
而迅哥儿则带闰土在绍兴城里走走逛逛，看看城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两个出身截然不同的少年分享彼此的生活经验，也结下深厚的友谊。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过了正月，闰土就被父亲带走了，临别时，两个玩伴都哭天抹泪难舍难分，彼此都没意识到：多年以后，他们各自的境遇将是天壤之别。
2.渐行渐远，出身和教育的不同让两人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小说里，鲁迅写的是他和闰土分别后，除了闰土让父亲带给他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外，二十年里再没见过面。
但实际上，据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回忆，从1900年到1912年期间，鲁迅和“闰土”至少还见过两次面。
那时鲁迅十七八岁，在南京矿业学堂读书，放寒假期间，闰土曾陪伴鲁迅一起在绍兴城游逛，他们一起聊天、品尝小吃。
闰土喜欢听鲁迅讲学堂的新奇事，鲁迅则很怀念小时候的无忧无虑，虽然彼此有着身份的隔阂，但起初他们还是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鲁迅读的是新式学堂，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崇尚自由平等，闰土则因为家庭环境所限，能够吃饱穿暖就已经不错了，家里根本就没有钱供他读书，加上后来父亲重病早逝，他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子承父业，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对于鲁迅口里说出的新名词，闰土压根就听不明白。渐渐地，再见面时，两人已经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
在此期间，周家也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先是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行贿案入狱，然后父亲周伯宜又一病不起，被革除功名后整日借酒浇愁，很快就与世长辞，周家就此家道中落，再也雇不起短工。
鲁迅与闰土的生活从此没有交集的可能，再见面时彼此都已人到中年。
鲁迅一直在外求学，发愤苦读，希望能够学有所成，报效国家。1902年矿路学堂毕业后，又公费留学日本学医，不断追求更广阔的世界。
而闰土自从父亲去世后就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每日下地干活，摇船、做工，到了一定的年龄娶妻生子，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有个好收成，官老爷少收点租，家人的日子能好过一点。
两个原本就出身悬殊的年轻人渐行渐远，从此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3.中年重逢，被残酷现实筑起的隔膜与辛酸1921年冬天，鲁迅再回到故乡时，怀着美好期待再次见到闰土，他早已不复少年时纯真健壮的模样，俨然一副穷困潦倒的底层农民形象：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那手也不再是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闰土有六个孩子，一家人就靠那几亩沙地和打打零工讨生活，然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饥荒，苛捐杂税，加上土匪和官兵的巧取豪夺，一年到头辛苦劳作，连填饱肚子都难。
眼前的闰土脸上刻着深重的皱纹，像石像一样沉默，他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只能默默地吸烟。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少年时的灵气与生机。
与外表的愁苦相比，更让鲁迅心寒的是闰土精神的麻木，和对现实的逆来顺受。阔别多年，当鲁迅满怀欢喜说：闰土哥，你来了？
闰土却只是嘴唇动了动，半天才怯生生叫了声：老爷！……还要拉着藏在身后的儿子水生给鲁迅磕头。
水生已经十七岁，俨然又是二十年前闰土的翻版，唯一的是脖子上没戴银项圈，更黄瘦些。
从这个细节也可看出，由于饥荒、兵、匪、官、绅，苛税的存在，二十年来农民的生存境况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善，反而更艰难了。
这一声老爷彻底击碎了鲁迅童年的美好回忆，也在两人间筑起深重的藩篱和无形的隔膜。
虽然多年未见，两人再也没有什么话说，只能聊些无关紧要的闲天。
闰土又何尝不觉得尴尬和辛酸呢，他第二天领着水生回去，明明水生和宏儿已经混熟了。
到鲁迅启程那天，他去送行，顺便把挑拣的东西运回去，带的却不是水生，而是5岁的女儿章阿花，说是帮着看管船只。
虽然闰土已经被世道逼成了木偶人，但心底多少还残留些自尊吧，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水生和鲁迅的侄子宏儿重蹈上一代的悲剧，那样太残忍了。
闰土没上过一天学，没见过新世界是什么样，更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他只知道对有权有势的人要毕恭毕敬，吃官家饭的人都是得罪不起的。
虽然和迅哥儿是小时候的玩伴，但那个时候少不更事，哪里知道人是分贵贱的呢。成人的世界只有生存的艰难，谈友谊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对闰土来说，对鲁迅称呼“老爷”几乎是本能的选择。
说到底，这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虽然当时已经是民国了，但是绍兴农村依旧是封建宗法制社会，农民的思想普遍处于蒙昧状态。
1921年的鲁迅已经在教育部任职，他此次回乡本是为了告别老屋，接母亲到北平，和闰土的见面让故乡残存的最后一丝念想也破灭了。
故乡从此不再值得留恋，西瓜地上银项圈小英雄的影像也从清楚变得模糊，离开故乡的途中心绪也因此格外沉重。
鲁迅从中年闰土的身上看到故乡衰败的根源，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热切希望后代们不要像闰土那样辛苦麻木地生活，更不要像他们之间那样隔膜起来。
“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是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4.世道沧桑，儿时玩伴先后离世，闰土后代生存艰难，孙辈章贵实现逆袭和闰土的见面是鲁迅创作小说《故乡》的重要原动力，而据留存的资料来看，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故乡》里面的人事描述都是对真实生活的高度还原，关于闰土的描写更是他真实生活境遇的再现。
人到中年的闰土一年到头手脚不停，要应付官府的苛捐杂税，提防土匪强盗，整天为了让孩子们填饱肚子发愁。哪承想，晚年的闰土生活更为悲惨。
1934年，浙江全境大旱，水乡绍兴城大大小小的河沟都断流了，田里都冒烟，大旱过后蝗灾又至，闰土的6亩薄田颗粒无收，讨债的、官府逼捐的又找上门来，扰得家里不得安宁。
闰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一咬牙把那6亩沙田也卖了，流落外乡靠打零工和当佃农为生。但日子却是更苦了，毕竟还要给东家交租，能落到手上的更少了。
年岁不饶人，闰土的身体也越来越差，1936年夏天，他背上长了个毒疮，刚开始只是红肿痒痛，渐渐开始流脓。
因为没钱医治，他只能忍着疼痛白天继续干活，晚上让老伴帮他擦洗干净，再疼也只是小声哼两声。
儿子章启生看在眼里，心里很不忍，在闰土聊起多年前带他去鲁迅家送行的往事时，试探地说：“爹，咱要不要试着给老爷写封信，他肯定会帮你的。
那年，宏儿跟我玩的可好了，还分给我很多糖果呢。”闰土却只是轻轻地摇摇头：“老爷是个好人，可咱这么多年也没帮过人家，现在凭什么麻烦人家？”
一个月后，闰土病重去世，年仅57岁。
同年，鲁迅因长期伏案写作积劳成疾导致肺部病灶加重，不久也逝世了。
闰土去世后，章启生作为家里的长子又挑起生活的重担。但是不幸的是，章启生本来就体弱多病，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不到40岁就去世了，留下两子一女，次子就是章贵。
章贵的母亲不得已只好带着年幼的女儿去城里给人当保姆谋生。章贵的哥哥小小年纪当了童工，而章贵因为年纪太小，被寄养在叔叔家，当起了放牛娃。
不久，章贵妹妹得了肺病早早夭折。一家人为了生存四散飘零，苦日子似乎没有尽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章贵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章贵虽然没上过学，但从小就听父亲讲过章家和周家的交往，对于父亲口中的大人物鲁迅充满神往和好奇。
当他得知政府要建鲁迅纪念馆时，就经常跑到筹建处去帮忙，一来二去就和工作人员熟识了。工作人员得知他的身世，又见他口龄伶俐，就邀请他去馆里工作。
一开始，章贵因为没文化，只能干些搬搬扛扛的力气活，但章贵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更想深入了解鲁迅的生平事迹，于是他白天工作，晚上去读夜校，刻苦学习文化。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章贵对鲁迅作品和生平事迹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成了鲁迅研究专家和作家。
1982年，章贵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而章家和周家延续数辈的交往在章贵这里又续上了。1959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和章贵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周海婴主动提出要为章贵的新书作序。1976年，在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周海婴又邀请章贵同去日本，期间，年长几岁的周海婴对章贵照顾有加，过马路都要拉着章贵的手，怕他撞到车上去了。
两人虽然差了一个辈分，却交往频繁，无论是你到绍兴还是我到北京都要聚在一起坐坐。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应该欣慰，他和闰土的后代终于实现了人格与身份的平等。
晚年的章贵对于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他的儿子当了一名纺织厂机械工程师，女儿做了幼儿老师，工作都很体面。
章贵在1993年退休后还继续活跃在工作岗位上，经常给来参观的人们讲解，告诉他们今非昔比，闰土的后代们已经过上了好日子，鲁迅先生小说里闰土家的悲惨景象已经永久地成为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