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服饰打扮（趋洋与求新保守与融合）

世风既因之日侈，富力即因之日竭"。民国以后，帽子不再显示官阶之别，而装饰性作用明显增强。少年以戴西式便帽为时尚，招摇过市。西式礼服以呢羽等材料为之自大总统以至平民其式样一律。"大礼服即西式礼服，有昼晚之分。民国礼服取消了历代官服的等级标志，首次肯定了西式服饰，表明服饰文化中的等级差异及夷夏观念已被历史淘汰。当然，这种礼服事实上并未推广。

民国时期服饰打扮?民国建立后，中国政治发生空前巨变，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市民生活也日益趋新求异，衣食住行新时髦潮起潮落，中国人不断品味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近代社会生活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新的生活方式通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镇扩散，并波及到农村随着近代衣食住行的变迁，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并一定程度上推动近代文化潮流的发展，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民国时期服饰打扮?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民国时期服饰打扮

民国建立后，中国政治发生空前巨变，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市民生活也日益趋新求异，衣食住行新时髦潮起潮落，中国人不断品味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近代社会生活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新的生活方式通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镇扩散，并波及到农村。随着近代衣食住行的变迁，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并一定程度上推动近代文化潮流的发展。

民国时期金黄香烟

民国年间，变化最大的城市生活是服饰风尚，其主要特征是趋洋求新，但崇洋风气也有所变化。民初模仿西俗的风气很浓，20年代以后崇洋热慢慢降温，中西融合的服饰逐渐走向时代舞台。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举措，涉及社会制度和风俗礼仪诸方面，如通令全国剪除发辫，革除满俗。加之民初改革直接以西法西俗为样本，为崇洋风气推波助澜。在剪发易服的推动下，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服饰趋洋风气加速发展，时髦洋货已不限于洋火、洋皂、洋布、钟表、洋烟、毛巾等物。民初的"北京指南"将"马车、自行车、汽车、电灯、电扇、叫人钟、洋式楼房、洋式火炉、洋式桌椅、洋眼镜、洋皮包"列为"文明器具"。此外，人力车、自来水、电话、银行、警察、西餐馆、西式饭店也成为文明的象征，文明戏、文明结婚、文明丧葬、文明礼仪等更成为生活时尚。晚清以来，都市社会的祟洋风气如火上浇油，"衣食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其势若決江河，沛然莫御。世风既因之日侈，富力即因之日竭"。报刊讽刺当时的政府官员："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盒、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

除西装外，西式的围巾、皮鞋、眼镜、怀表、文明棍及洋伞在大中城市流行起来。1912年，有人撰文讽刺上海的时髦派："女界上所不可少的东西：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只，白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副，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再说男子不可少的东西：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副，洋话几句，出外皮篷或轿车或黄包车辆，还要到处演说。"其实，时髦用品还不止这些，比如名片。民初上海的纸烟店小推头多制作名片，均生意兴隆。舆论评议："盖我国人好学时髦，今之小名片，正在入时，况如议员、会长、干事之类，种种头街，尽可罗其上，岂不阔绰。新式名片之发达，职是之故。"名片成为时髦，却不能像古代名帖那样体现身份和诚信内涵。此外如手杖，上海人"且不称之为手杖，必用西语高声呼之日思的克"。有的时髦饰品带有政治烙印，如上海的女装，"民国成立后，乃有绣五色旗于衣际者，时人多反对之。惟国货公司新出一种爱国缎，遍绣交叉五色旗于其上，而其缎又作荷花色，以之制衣，甚为雅观"。有的也以国微作为衣服上的饰品。到凡此种种，人们多看重其文明形式，而不是文化内涵。

民国礼帽

剪辮风行后，讲究式样的理发业逐渐取代单调的剃头业。帽子的功能和式样也有了改变。在传统社会，帽子用于保暖、防晒。士大夫的帽子也是地位、官阶的标志。民国以后，帽子不再显示官阶之别，而装饰性作用明显增强。1912年伊始，许多报纸都有此类广告："本号现研究各种洋帽如礼帽、略帽、普通帽、猎帽等以供剪发同胞之购用，并发售各种剪发器具，华制居多，又售各种皮靴，无不物美价廉。"民初上海流行种低檐便帽，有诗云：俗易风移万象新，何劳束发戴唐巾。少年争买低檐帽，眉目模糊不认亲。少年以戴西式便帽为时尚，招摇过市。意态昂昂，明末时人民制帻低侧，其檐毋乃类是。

其后，博士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也渐次流行起来。至1917年夏，上海的流行饰品是草帽也，白帆布鞋也，黑色之眼镜也，妇女之五色绸伞也又多属"舶来品"。帽子必须与季节、衣服相配，而男子戴西式礼帽最普遍。

荣昌祥呢绒西服店

1912年，民国政府酝酿制定礼服方案时，以西服为礼服的设想遭到了传统纺织、服装行业者的反对。他们指出："我国衣服向用丝绸，冠履亦皆用缎，倘改易西装，衣帽用呢，靴鞋用革，则中国不及改制呢革，势必购进外货，利源外溢故必亿兆民用意匮，国用意困矣。"从而导致"农失其利，商耗其本，工体其业故有人提出折中办法，即易服不易料"，认为："我国同胞而欲国之富也，则宜爱用国货。用国货则改易西服宜尽以国货为之，不必用西人之呢羽。"他们提出："装可改，服可易，外国货不可用，国货不可废也。"当时，沪、津等地报刊出现了倡用国货的舆论。一些人起而行动，1912年在上海成立了"剪发缓易服会"，该会存在数年之久，直到1917年才取消。同年，江、浙、沪等地的丝绸、典当、成衣行业还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这些行动对纠正民初服饰盲目西化不无意义，也对政府制定礼服产生了影响。

1912年5月，民国政府"博考中外服制，审择本国材料，参酌人民习惯以及社会情形"，着手拟定民国公服、便服制度。议定分中西两式。西式礼服以呢羽等材料为之自大总统以至平民其式样一律。1912年10月，政府正式颁布男女礼服。除学生、军人、警察、法官及其他官吏之制服有特别规定者外，一般官吏均用以下礼服："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即西式礼服，有昼晚之分。"昼服用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用黑色，穿黑色长过踝的靴。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长过胯，前对襟，后下端开"。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常礼服有两种:一种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唯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另一种中国式，外褂色青，对襟用领，袖与手齐，左右及后下端开;袍色蓝，袖齐褂袖，用领，左右下端开。料用本国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用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对襟、用领，左右及后下端开"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裥，上缘两端用带。

民国礼服取消了历代官服的等级标志，首次肯定了西式服饰，表明服饰文化中的等级差异及夷夏观念已被历史淘汰。当然，这种礼服事实上并未推广。据载："京师自国会议決大礼服以后及国会重开，议员鲜有着大礼服者，或不着乙种常礼服，而以大襟马褂、皂鞋与会。邻邦讥其无礼，无惑乎立法不适民情，人民多数不遵行，名器虚设西装少年，民国元二年多有之。"民国日常男女服饰因经济条件、职业和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但已无严格的官民、贵贱之分，甚至男女界限也不重要了。新旧杂陈斑斓多彩成了此时服饰的主要特征。即使是礼服，也没有一直朝西化的方向发展。

中山装

20年代以后，服饰新潮呈现一定的创造性，成为男子礼服的中山装是其代表。中西合璧的中山装由孙中山创制，而其来源和形成时间说法不ー。有的说系根据英国式猎装改制，有的认为根据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改进，有的说源于日本铁路工人服，也有人说是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样本改制。清末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多穿西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也是如此。在民初维持国货的呼声中，孙中山曾表示要对西服加以改良。其后，他在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常穿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文装"，颇接近于后来的中山装。孙中山回到上海后，据说请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师傅，设计一件像西服那样精神，但不戴领带的中式正装。于是，裁缝做成了立翻领、前襟有七颗扣子、四贴袋(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的贴身服装。不久，前襟又改为五粒纽扣，据说象征五权分立。20年代开始，这种朴实、庄重的男装在南方的文职人员和学生中流行来，后来称为中山装。中山装不再含有官阶等级之别，且赋予了新的政治文化内涵。在国民政府重新颁布的《民国服制条例》中，中山装被确定为礼服之一，从此成为全国公务员的基本服装，国际上也视为中国男子礼服。

长袍马褂和中山装的礼服化和流行一定程度反映了服饰崇洋风气趋于低落，民族性在服饰文化中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民国都市社会的服饰时髦接踵不断，上海、广州等地服饰更是追新求异，变幻莫测。上海号称东方的巴黎，引领国内时尚。有人指出："第一，上海人的衣比较的来得重要"，以至形成"目今世上人情薄，只重衣衫不重人"的风气。在许多上海人看来，"衣居第一位，住居第二位，而食则居第三位"。"第二，上海人的衣比较的来得漂亮。夏革冬裘，四季分明，那可不必说了上海人在这夏革冬裘之中，式样务求其新奇，颜色务求其鲜艳，真是炫奇斗胜，不可方物"。这显然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拜金主义风气分不开。鲁迅写道：在上海生活，"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腮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新式女装

民初女装一般是上衣下裙，所谓"素裾革履学欧风，绒帽插花得意同。脂粉不施清色，腰肢袅袅总难工"。型女性不施脂粉的素装受人青睐，而女学生则多穿校服，但女装更趋多样化，变化更迅速，引领潮流的时髦女性也不限于妓女了。清末民初，由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东洋女装曾流行一时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中上层女子有时也穿男式西装、男式大衣。民国初年，俗尚奢摩。京、沪地区的时髦太太、小姐和交际花总是在服饰上追新求异。上海的电影明星和模特更是带头追逐巴黎、好莱坞的时装。正如竹枝词所云："春江女子忒文明，装束无端又变更。高底皮鞋长筒袜，袒胸露臂若为情"。

追趋洋风的同时，五四时期的女装也逐漸显示一定的创造性。一些人从女性解放和个性独立的角度对时髦女装进行批评。曹靖华主张"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有的主张女子剪除长发，废除艳装华服，认为女子"常装得像舞台上的花旦一样，斗胜争妍，自以为快"，无非是取男子欢心，"不啻自己承认自己是男子玩物，岂不把人格丧尽了吗? "他们也反对妇女東缚身体的做法，主张做到："(一)天然足;(二)不缚乳;(三)不着裙;(四)不穿耳(五)剪发(六)不戴花;(七)不戴项链;(八)不戴手镯;(九)不戴戒指。"这些返璞归真的主张，虽不免有些偏激和形式主义，却是对民初女装盲目崇洋的纠正，只是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行。

20年代初，迅速流行的旗袍既沿袭女装的无领、袒臂、露胫趋势，又体现了融合中西审美情趣的创新特征。旗袍的来源说法不一。有的说，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后，宫中物品流散在外，"那时戏子和妓女都效他们的服饰，以为可以出风头"，后来上海妇女也大制旗袍。有人说："她们看游戏场内唱大鼓书的披在身上既美观，到冬天又可以御寒，故而爱穿。"又有人说："不是这个道理，爱穿旗袍的妇女，都是满清遗老的眷属。"综合多种记载，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装，故名"旗袍"，但旗袍的流行与清朝遗老的眷属没有关系。20年代初的旗袍与满族旗袍式样并无大异，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以绸缎制作，衣上绣有花纹，领、袖、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20年代末，旗袍的式样迅速变化，如減短袖子长度，缩小袖口，收紧腰身，绲边也不如以前宽。其后，旗袍风行20余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口的高低袖子的长短、开衩的高矮等，几乎年年翻新。旗袍完全摆脱了旧式样，更加轻便。

民国建立到新文化运动爆发期间，由于政治发生空前巨变，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重组，市民的生活尤其是衣着服饰风尚潮起潮落，礼俗文化新旧杂陈。社会生活复杂多彩，变迁过程曲折参差。都市社会的物质文明渐趋改善，这一时期市民服饰风尚的不断演进，而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变迁，值得我们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