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共25年。但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并不限于此，大致等同于汉末魏初时期。晚年的曹植阅世既多，诗赋益工，其不变者则在深情。建安诗人这种正视生命、惜时如金、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历代有志之士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曹植晚年备受猜忌、怀才不遇，仍不改初心，他反复自陈“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建安诗人用世热情之高涨由此可见一斑。
建安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共25年。但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并不限于此，大致等同于汉末魏初时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建安诗人早年大多饱受战乱之苦，在亲眼目睹了人生的悲苦、世道的乱离后，他们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愈加活跃，遂继承《诗经》、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其如椽之笔发忧生之嗟，哀黎庶之艰，广泛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面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建安诗歌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与精神风貌更是被后人誉为“建安风力”“建安风骨”。
文学的自觉与诗歌强烈的抒情性
东汉末年，诗歌开始尝试追寻自身的审美特征，诗歌创作变成了作者的个人行为，用以抒发他们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诗人们不必再“华实所附，斟酌经辞”，而是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那样，“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种崭新的文学观念有助于诗歌的蓬勃发展，建安时期的很多优秀作品，都充满了诗人由现实生活所引发的情感，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曹操现存诗歌都是乐府古题，但内容却是通过描写社会现实抒发自己的情感。如《薤露》本为挽歌，曹操却借此题写出了“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的麦秀之感、黍离之悲。又如《步出夏门行》本名《陇西行》，曹操却用之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海景，其“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二句更是“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清代诗人沈德潜说，曹丕“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善以文人深婉细腻的笔触写人的内心世界，其代表作《燕歌行》始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承宋玉《九辨》、刘彻《秋风辞》而后出转精，颇能以景移人之情；中间“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数句将思妇的情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结语“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真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曹植诗歌“情兼雅怨”，在感情表现上更加深入，试观其《名都篇》云“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公宴》曰“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这种浪漫、自信、乐观、充满热情的少年意气，是早期曹植留给后世诗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晚年的曹植阅世既多，诗赋益工，其不变者则在深情。如《七哀诗》云“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非以咏月也”，但因曹植将身世之感并入诗中，融情于景，“后人咏月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又如《赠白马王彪》云“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非深情之人不能道，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正由此化裁而出、千古传诵。三曹之外，“建安七子”的诗亦无不极具抒情性。如徐干《室思》云“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语言极为当行本色，堪称替千古闺中女子代言。又如，刘桢卧病漳浦，其《赠五官中郎将》曰“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细腻地描绘出自己的病中心理，被方回誉为“娱忧纾怨，尤足以见士君子之操”。同样是刘桢，其《赠从弟》则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诗中凌霜傲雪的松柏不惟是“贞骨凌霜，高风跨俗”的刘桢之夫子自道，更是中华民族不畏艰苦、踔厉奋发精神的象征。
生命的感悟、省思与超越
华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人生的短促与宇宙的永恒，《诗经·曹风·蜉蝣》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离骚》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均系类似的感悟，叹息人生的短暂实际上是国人珍视与热爱生命的表现。建安年间，疾疫横行、战乱频仍，诗人们本就敏感的心灵更加切实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与脆弱，人生感悟主题的诗文自然大量涌现。建安诗人们悲悯“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唏嘘“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感伤“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嗟叹“曰仁者寿，胡不是保”，就连气韵沉雄、“如幽燕老将”的大诗人曹操都曾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倘若建安诗人仅止步于此，则不过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旧调重弹。可贵的是，他们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以有涯之生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建安诗人悲叹“痛哉世人，见欺神仙”，他们不迷恋以虚妄手段增加生命长度的“神话”，而是执着于“此在”，更关心生命质量的提升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曹操虽嗟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但旋即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并喊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时代高音。曹植虽感叹“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但随即想到的是“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曹丕是“三曹”之中最具文士气质的诗人，面对“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的人生悲剧，他在痛定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誓以诗文之长存消解人生短暂之长恨。建安诗人这种正视生命、惜时如金、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历代有志之士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用世热情的高涨与人生理想的高昂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还指出，“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东汉末年复杂的政治形势激发了建安诗人们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看到了汉末战乱给社会、百姓造成的深重苦难，其诗歌主要表达渴望国家一统、“再使风俗淳”的雄心抱负。《度关山》开端便是“天地间，人为贵”，凸显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次曰“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于铄贤圣，总统邦域”，表达对政治清明、国家繁荣、人民富庶之向往；继而曰“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通过对皋陶、甫侯的歌颂，表达其朴素的“法治公正”思想；最后以尧舜对比作结，抨击“侈恶”，高倡“俭为共德”，希望建立“兼爱尚同”的国家。《对酒》则曰：“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 曹操以古朴直白的语言描绘了其政治理想——天下承平，河清海晏。还有今人耳熟能详的《短歌行》，其结语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反诗歌伊始“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悲凉，堪称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比肩的时代强音，充分表达了诗人阔大的胸襟与一统寰宇的壮志。
曹植早年随父征战四方，对自身才华高度自信，“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白马篇》中“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揉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幽并游侠儿就是曹植对自身形象的理想映射，尾联“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流露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和报效国家的决心。曹植晚年备受猜忌、怀才不遇，仍不改初心，他反复自陈“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建安诗人用世热情之高涨由此可见一斑。
曹氏父子而外，“建安七子”同样不甘以文士自居。“七子之冠冕”王粲撰《从军诗》五首描写他随曹操出征的所见所感，“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云云都表达了其报效国家的夙愿。刘桢“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陈琳“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亦均为自述壮志之言。
建安诗人入世之情的普遍高涨，使诗歌呈现出慷慨激昂、刚健明朗的风格特点。与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的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的有志之士向来认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是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建安诗人面对世道的乱离，将个人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主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使命，这种敢于正视社会与人生苦难、济世兴邦的积极进取姿态，正是对穷且益坚、砥砺不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最好诠释。（作者：李浩 王旭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