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刘易斯拐点”倒逼企业提高劳动报酬。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收入分配的改善期。但现实情形是，数字经济从业者劳动收入与其贡献不成比例，即劳动报酬占比低于其应有的份额。究其原因，在于过度强调效率而忽视人文关怀。一是把人口老龄化作为调节收入的重要契机。
十年后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核心观点 初次分配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对劳动、资本等要素的回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报酬在其中的比重关乎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劳动价值的充分体现，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十年后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十年后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核心观点
初次分配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对劳动、资本等要素的回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报酬在其中的比重关乎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劳动价值的充分体现。
智库观点
闫坤 刘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初次分配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对劳动、资本等要素的回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报酬在其中的比重关乎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劳动价值的充分体现。
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较低
所谓“人口红利”是阻碍劳动报酬提升的主要经济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劳动转移是“源源不断”的，才使得城市和工业部门保持较低工资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用工需求。这降低了工业、服务业的劳动成本，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也降低了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劳动始终是廉价的，未能跟随经济产出的扩大而同比例提高其收益，导致分配占比下降。这与西方不同，欧美在工业化前期发生过“勤勉革命”，即较高的消费欲望激发较高的劳动付出，高工资、高消费和高劳动强度形成了良性循环。
近年来，“刘易斯拐点”倒逼企业提高劳动报酬。中国劳动力已从过剩变为短缺，2022年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改革创新来驱动，劳动者工资自然会提高。与我国相似，日本在工业化前也出现过“勤劳但不富裕”的状态，但工业化后劳动收入大幅增长，只要努力就能过上中等收入生活。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收入分配的改善期。
然而，低欲望社会又抑制了劳动报酬的提高。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劳动者收入还没有充分提高，勤劳致富的欲望却在消退。社会上，出现了“躺平”“内卷”，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投资，挤入体制内等现象。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还没有真正富起来，工资正常上涨的道路却停滞不前。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下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提高劳动报酬的现实难度较大。
影响劳动报酬的经济社会因素
我国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决定，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主要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市场力量大小，同时也受到经济业态、产业结构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
第一，按要素贡献分配高估了资本地位。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一方面，资本本身较强势。资本方在创业、投资和经营方面占据绝对话语权，在客观上导致资本的力量过强。近年来，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大量收益被投资者和管理层获得，农民工等普通从业者并未获得相应比例的报酬。另一方面，资本绑架了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产出，进一步推高了资本在分配中的份额。各要素理应按照自身贡献参与生产分配，但现实中数据和技术等要素的贡献被资本获取，同时劳动者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技能提升和谈判能力。
第二，数字经济新业态缺乏足够的劳动关怀。不同于工业化时期，我国现在及未来要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移劳动力，成为劳动者增收的主要领域。理想情形是，数字经济提高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技能和贡献，在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下，人们的收益也相应提高。但现实情形是，数字经济从业者劳动收入与其贡献不成比例，即劳动报酬占比低于其应有的份额。究其原因，在于过度强调效率而忽视人文关怀。平台可以凭借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每个人得到什么信息和获得什么资源，如网络银行用算法决定谁能获得贷款。一些看似“客观”的算法设计，事实上将带来差别化、歧视性的后果。事实上，因数字经济而提高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大都归平台和资本方所占有，未能与劳动者以更加市场化、公平化的方式分配。有研究发现，2015—2020年美团的骑手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从158%下降到74%，同期经营绩效大幅提升。
第三，制造业占比下降拖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可见，普遍性提高人们的生产率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关键。其中，制造业是稳定提升生产率的产业依托。但我国制造业未富先老、过早去工业化。美国、德国、日本在人均GDP接近或达到2万美元时，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而我国早在2006年人均GDP仅2000多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开始下降。由于服务业的生产率往往低于制造业，一个国家和地区去工业化之后劳动生产率增速将显著下降，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而我国正在经历这一阶段。
因发展阶段不同，制造业对我国劳动者收入重要性凸显。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时，制造业已较为发达，嵌入到全球价值链高端，故其经济停滞后仍能维持劳动者较高收入。而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仍处于中低端水平，部分竞争力差、技术更新慢的产业链易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将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和生产率增长速度。
第四，不良社会风气动摇勤劳致富理念。当前，社会上诱导沉迷和一夜暴富等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亟待解决。从其深层次原因来看，一方面是因为勤劳致富过程辛苦、结果却未能致富的现实打击了一些人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则因为一些人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形势，大量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直播、粉丝经济等虚拟空间。两种缘由交错发展持续发酵，已动摇人们对勤劳致富的正确理念。从产业发展历程来看，小煤矿、金融、房地产、电影娱乐、直播等行业一夜暴富现象屡次发生，这些领域虹吸了大量人才和资本。例如，顶流网红一夜可以卖出上百亿元商品，相当于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在这些现象的助力下，劳动者不务正业、削减脑袋“捞偏门”现象频发。
政策建议
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现实以及上述影响劳动报酬的经济社会因素，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按要素分配并向劳动倾斜。一是鼓励工人工资分配更加依赖市场化方式，而对资本和财富的收入则进行一些限制，并制定其他一些均衡收入的政策设计，使得再分配之前的初次分配环节，劳动、资本等各方收入的差距相对合理。二是保持制造业比重，提高一线工人薪资待遇。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技术工人队伍，促使高级“蓝领”队伍不断壮大。三是进一步合理界定资本的贡献，保护劳动者应得的份额，并把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的收益更多分享给劳动者。资本要素的一些收入，实际上是由人力资本投资所驱动，应适度提高对科研人员、资本密集产业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数据要素的获益很大程度上来自消费者和用户的原始数据，应赋予他们数据所有权，并可凭借数据所有权分享一定的数据收益。
第二，以人口老龄化倒逼劳动者地位提升。一是把人口老龄化作为调节收入的重要契机。要充分认识到老龄化对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好处。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问题将逐渐显现，一方面可以缓解当前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难问题，想工作的适龄人口基本都可以通过就业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地位，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挑选工作，从而提高低端工作的工资待遇，缩小行业间、地区间以及城乡间的工资差异。二是人口老龄化给青年人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三是相关部门要把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工作与收入结构的改善工作，充分结合起来。例如，在通过提高生育率应对老龄化的同时，需要为儿童照料和教育提供更大支持，以保障儿童父母可以更好地工作。
第三，破除劳动障碍以激发“勤勉革命”。一是强化人们对“勤劳可以致富”的信念，激发个人积极参与劳动和创造财富的活力。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抓住制约各行各业“辛勤一辈子却未能致富”的堵点痛点，提高工作培训，积累人力资本，获得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向上流动机会。二是通过提升经济社会治理能力，缓解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生活压力，确保“勤劳可以过上体面生活”。这需要围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精准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三是进一步打破户籍限制，加强对留守或随迁儿童和老人的社会照料。对于流动人口，流入地负责承担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相应费用由流出地按照人均支出分担、超出部分由流入地补齐。对人口持续流出的区县从机构设置和行政区划作出合并改革。
第四，降低对劳动报酬的征税力度。一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并扩大个税范畴，即对人们的综合收入征税而不仅是辛苦上班赚得的工资征税。个人所得税不是工薪税，发达国家对个人收入的界定远大于工资收入，包括投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以及其他个人收入，这使得起征点较高的纳税人却占比较高，既实现了对低收入者的关怀，又对实际高收入者按照较高税率征税。二是对于少数富人依靠注册公司和工作室等方式转移个人收益的问题，要严厉打击。三是可借鉴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那些高级技工、高级白领等凭借技术能力和勤劳致富的专业人士，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呈现出尊重技术和专业人士、尊重勤劳致富的风气；而那些靠资本、运气、网红和继承等方式相对容易获得的收入，则根据超额累进税率制度提高其税负。
（作者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