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会要辑稿》载，太学仅是国子学下设广文、太学、律学三馆中之一馆。宋徽宗规定，外舍生每月可领津贴850文，内舍生和上舍生每月可领津贴1090文。赵明诚入狱，一番审查，却“皆无事实”，遂被放出。两年之后发生靖康事变，北宋覆亡。国子学并没有消失，仍然依附在太学的体制内。阶级的意识是强烈的，他们时刻需要身份的彰显。他特别强调“笃行”，认为笃行的标准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文|孙葆元
赵明诚是李清照的夫君，山东诸城人，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太学生。
太学是北宋年间的“官学”，可以理解为朝廷创办的大学。但太学不是第一位的学府，在它之上还有国子学，这种学府的生员入门设置并非学业程度，而是取决于学生的身份等级和门阀限定。比如北宋的国子学，只有京朝七品官以上的子孙才有资格入读。据《宋会要辑稿》载，太学仅是国子学下设广文、太学、律学三馆中之一馆。
那么，太学的学科是什么呢？《宋史·职官五》记载，太学教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律学馆教明律。
九经是《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榖梁传》，考试时抽120条段落，必须回答对60条才算合格。
五经与九经重叠，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抽80条，须答对50条才算合格。
三礼是史科，选择《史记》《汉书》《后汉书》为科目，属于辅助教材，在科考中抽取章节段落命士子当场阅读，考察识辨难字、分辨句意，明达义理为合格。
三传是《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要求考生在考试中答义110条，并且问经注六条、疏义四条，以通六者为合格。
律学馆教明律，就是法律的学习，所有的学官和举子都必须学习，而且要参加考试，考试中给五道案例，检验士子的能力。太学生也要参加科举考试，颇有点像今日的普法教育。对有些走上仕途的人，这种教育却是判案的训练。看太学的学科设置，还是旨在培养实用型人才的。
赵明诚为什么进了太学而没有进国子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赵明诚进太学时，宋徽宗刚刚登基，立刻拜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为礼部侍郎、御史中丞，按官品应在从三品的位置上，他的子女进入国子学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要看宋徽宗朝国子学与太学的关系了。
国子学始于两汉，赓续于盛唐，取士的门槛极高，非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不得进入，能够入学的都是国公王孙、世袭贵胄，这样一来，就把它变成了贵族学府。到了北宋，国子学门有所放宽，但实际情况是，国子生员“系籍而不至”，只挂名学籍，而不入学就读。这个学校就办得特没劲。
为了提升教与学的积极性，朝廷特许“其未入于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令补监生之阙”。条件降低了，放宽到虽未“入籍”，只要是居住在京师的卑微官吏子弟皆可入校学习，可是仍然无法满足学府开办的宗旨，于是条件再一再二地宽宥。景德年间规定，“远乡久寓京师”的普通举子，有“本乡命官保任”，经国子监最高长官考察允许，也可以“附学充贡”，便可堂堂正正地补缺。看来属地就读不独今日才有，从宋时就已经实行了。
如此一来，国子学便不再是贵胄子弟的专属学校，于历史本是一种社会进步，摒弃门第，生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宋朝本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世袭观念不会因一个国子学的式微而改变，国子学无可奈何地没落下去。
宋徽宗办教育还是有眼光的，在他的任上还创办了算学、书学、画学三种专科学府。崇宁三年(1104)又在京城南门外设立“辟雍”。“辟雍”者，效仿商、周天子之学，其实是太学的外学，有点像今天的预科班。这所外学规模宏大，构造外圆内方，寓意深刻，无声地告诉学子：处世圆通，内心刚毅。这所学府能容纳各路贡士三千人，不仅如此，据《宋会要·职官》记载，朝廷还给予太学生优厚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
先说经济待遇。宋徽宗规定，外舍生每月可领津贴850文，内舍生和上舍生每月可领津贴1090文。这大大刺激了生员的学习积极性。再说政治待遇，“如学行卓然尤异者，委主判及直讲保明闻奏，中书考察，取旨除官。”
查赵明诚年谱，他并没有参加科考的记录。崇宁四年，刚刚从太学毕业的赵明诚即授鸿胪少卿。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实行了新的教育改革，“尽罢科举”，实行“舍选”。即是说，废除以往的乡试和礼部考试，取仕直接由太学推荐。《宋史·选举一》说，“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太学就成为全国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径，不仅官宦人家，士庶子弟也可由此获得参加殿试的机会，国子生却可以附属于太学“升贡”，太学一下子成为入仕的唯一通途。
这个改革实行了七年，似乎也有缺陷。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又恢复科举考试，然而“舍选”并没有废止，两条取仕的路并行。朝廷仍然看重“舍选”的状元，就使太学格外引人注目。
赵明诚的命运随着父亲赵挺之的起落而沉浮。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遭蔡京诬陷，导致在京的亲戚、家眷均受株连。赵明诚入狱，一番审查，却“皆无事实”，遂被放出。其母郭氏夫人无奈之下，带着三个儿子和儿媳李清照回到青州。
直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赵明诚才被起用为莱州太守；宣和七年(1125)改任淄州太守，这时候离北宋覆亡已经不远了。两年之后发生靖康事变，北宋覆亡。时代进入南宋，国子学统归于太学。
在南宋，太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咸淳临安志》记载，太学生在籍1700余人，其中上舍生3人，内舍生260人，外舍生1400人，国子生80人。国子学并没有消失，仍然依附在太学的体制内。阶级的意识是强烈的，他们时刻需要身份的彰显。南宋光宗时，有人上疏要求于“太学内辟一斋”供国子生“处之”。他们不想与下等官员或庶民子弟混同学习，但这些自诩高贵的国子生终没有什么建树。
南宋时，倒是书院繁荣起来。北宋时就有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盛名于世，一番战火劫掠，尽成残垣。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到南康军任职，即命令修复白鹿洞书院。书院修复，他亲自制定学规并执教，提出学有五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把儒家的“学而时习之”具体化，学习育人，学习塑人，学习圣人。他特别强调“笃行”，认为笃行的标准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笃行之端，起于修身，修身之要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起道不计其功”。说到底，教育的宗旨是“德”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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