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一件瓷质匣钵上的“秘色”字样，还是首次在窑址出土物中发现。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普通青瓷和秘色瓷。最重要的是，在这条窑炉里，发现了一片带“秘色”字样的瓷质匣钵。上林湖瓷质匣钵上“秘色椀”三个字与法门寺地宫衣物帐碑上的文字完全相同。而这次在上林湖，首次在窑址上出土“秘色”字样，而且是在烧造秘色瓷的瓷质匣钵上出现，人工刻的，意义又不同了。
要说这几年瓷窑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上林湖”这个清清亮亮的名字，便是青瓷界的网红。
前年，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入选了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钱报记者也连续做过专题报道。我们以为只存在文人诗词里对于秘色瓷的描述“千峰翠色”、“凉露浸衣”之绿，以及乾隆皇帝“李唐越器人间无”的感慨，在千年之后的浙江，有了明确的证据：后司岙的发现，解决了两大千年悬案——作为越窑中最高等级的秘色瓷，皇室专用，它在哪里烧，怎么烧的问题，以及唐代贡窑在哪里的问题。
5月8日，钱报记者探访上林湖后司岙窑址，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后司岙窑址考古领队郑建明处得知，仍在发掘中的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又有大收获，发现了北宋早期越窑，出土了大量北宋普通青瓷和秘色瓷。而且，一件瓷质匣钵上的“秘色”字样，还是首次在窑址出土物中发现。
记者坐船，穿过碧色的上林湖，到达后司岙窑址。眼前这条编号为66号的窑址，就是考古队员在2015年和2016年大规模发掘的“宝库”，揭露了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基本解决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生产问题。
去年，郑建明和同事继续在66号窑址“做文章”，在西南下坡往西布了5个探方，基本横贯整个隆起的山坡，这部分堆积原先调查时编号为64号,“喏，就是那条横过来的。” 郑建明指了指，“本来想解剖一下66号窑址的堆积有多厚，结果发现隆起的是一条窑。”
一条新的唐代窑炉被发现了，不到20米，郑建明眼睛一亮，太特殊了。
唐宋时期的越窑长度基本稳定在50米上下，“龙窑在唐代以前只有十多米，限制了产量，当然越长，产量越高，但长了以后也带来一个问题，质量控制不好。而50米上下的长度，质量和产量达到了平衡，南宋官窑和龙泉窑也是这样。”郑建明说。
20米不到的窑炉还是第一次发现，拓宽了我们对唐代窑炉的新认识。
为什么这么短？
“应该和地形有关。”我们看到，它和66号窑是垂直的，等于横过来布了一条，没法布很长，不然没有坡度了。“这也从侧面说明，后司岙这块地方的珍贵，是窑业核心区，人们真的是见缝插针地修窑。”
这条窑这么特别，不会那么简单。
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普通青瓷和秘色瓷。最重要的是，在这条窑炉里，发现了一片带“秘色”字样的瓷质匣钵。记者在库房看到，上面刻了6个字：罗湖师秘色椀。
椀？钱报记者上回曾解读过关于永嘉唐代瓯窑匣钵上的有趣文字，比如“中国”， 但“国”刻的是‘囯’字，这不是错别字，而是当时的俗字。而这次的“椀”，也是俗字。
当然，这次文字发现的重要性，不在“椀”上，而是“秘色”两字。
在法门寺地宫发现之前，“秘色瓷”只出现在古代文献上，文人们描述它如何美。直到31年前，法门寺地宫14件秘色瓷出土，人们才看到实物，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秘色瓷考古发现。
恰好，工作站对面，去年正式对外开放的上林湖越窑博物馆中，有一块关于法门寺秘色瓷的陈列墙，正好展示了法门寺地宫中唐咸通十五年（874年）衣物帐碑的一段记载：“瓷秘色椀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
上林湖瓷质匣钵上“秘色椀”三个字与法门寺地宫衣物帐碑上的文字完全相同。
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出自内库，除了皇室所属作坊制品外，其余就是各地贡物，属于皇家的东西。而这次在上林湖，首次在窑址上出土“秘色”字样，而且是在烧造秘色瓷的瓷质匣钵上出现，人工刻的，意义又不同了。
“我们当时认为秘色瓷是进贡的，可能是官方定制的，但窑址里出了‘秘色’的字样，说明不止是管理层，窑工本来就知道这批烧的东西就是好东西，所以才会明确刻‘秘色’，这意义就不一样了：秘色瓷这个概念，不仅存在于当时的文人以及包括宫廷在内的上层阶层中，作为窑工，同样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是秘色瓷器。”
至于“罗湖师”，郑建明说，代表这个秘色瓷不是谁都能做的，可能是一种技术上的等级，像我们评职称一样。
（二）
我们再看这六个字刻的地方，不在别处，就在瓷质匣钵上，“这同样也再次证明瓷质匣钵就是烧造秘色瓷的重要窑具。”
后司岙不光烧秘色瓷，也烧普通青瓷越窑，所以有两种窑具，粗陶的，烧普通瓷器，瓷质匣钵，专烧秘色瓷。插播一句，很多人可能搞不清越窑和秘色瓷的关系，秘色瓷属于越窑，是越窑中最高档的，但，不是所有的越窑都是秘色瓷，因为给宫廷烧造的越器可能会很多，但是真正的秘色瓷产量很少，因为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啊，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刻字的这个专门烧秘色瓷的瓷质匣钵，就是证据。
在上林湖岸边，记者可以说是踩在瓷质匣钵和瓷片上走路的——这太奢侈了。在后司岙的发掘中，与秘色瓷一同发现的，就是大量的瓷质匣钵。
青绿色，是秘色瓷的目标，真正完全实现很难，烧成时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但是，唐代人发明了神器——瓷质匣钵，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
什么意思？
“窑炉除了温度，气氛很重要，密封做得越好，瓷器就越青，如果氧化，就会发黄。所以越窑很多瓷器，都黄乎乎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瓷质匣钵是用釉封口的，冷却时，阻止了空气进去，釉色就还原得很好，所以颜色特别青绿。”郑建明解释。
还有个奢侈的地方，匣钵本来是可以多次使用的，但这种用釉密封的瓷质匣钵是一次性的——因为被釉粘上以后，需要把匣钵打破，才能把里面的器物取出来。这成本，一般老百姓吃不消用的。
瓷质匣钵
（三）
而就在这条出字的64号窑炉“隔壁”，66号窑又有大发现。考古队员对窑炉两侧下坡的堆积进行了发掘，在它的西南坡布了3个探方。
“上林湖越窑从唐代开始，到五代，北宋一直到南宋，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序列。但去年以前，上林湖地区，荷花芯窑址也好，后司岙窑址也好，都没有发现北宋早期直接能跟五代接上去的越窑面貌，等于说北宋这段是空白。”郑建明说。
结果一挖，非常巧，这一时期的地层中出土多件“太平戊寅”款青瓷，说明时代主要在北宋早期前后。
“等于说，按照窑炉的堆积，整个上坡都是晚唐五代的，下坡都是北宋的。” 这里出土了丰富的北宋早期青瓷产品，包括碗、盘、碟、罐、盆、洗、执壶、瓶、盏、盏托、套盒、盒、炉、贯耳瓶、埙，有日常用品，也有仪式性用品。
但考古就是这样，一旦有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以前看的都是晚唐五代的越窑，到北宋以后，会是怎么样一个面貌？越窑后来慢慢衰落，是怎么样过渡的？”考古专家又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在库房，记者看到了这些正在整理中的北宋越窑瓷片，发现了一个特点。
这些青瓷绿是绿的，但，已经不像前年发现的晚唐五代青瓷那样素面朝天，反而开始流行复杂的纹饰装饰，用专业术语说，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细划花为主，纹饰纤细工整，刻划的刀法看上去很洗练，有力，外轮廓线粗而清晰。
有什么花样呢？主要是大量的花卉和禽鸟，记者归类下，有凤凰、龙、白鹭、孔雀、鹦鹉、蝴蝶、缠枝花卉、莲荷等。而且，飞鸟类多成对出现，鸳鸯在荷叶间戏水，还有双鱼戏龙。海涛纹也经常出现，一种是纯海涛纹，另外一种是与龙结合，龙首隐藏在汹涌的海浪中。
这些花样看起来，美是美的，但总觉得有点俗气，不够高级。
“很多华丽的东西都会有问题。越繁华的装饰，其实越偏离了最初的审美。”郑建明道出了原因，越窑从唐五代走向鼎盛，一直以造型和釉色取胜，不拼装饰。但到北宋一下子变得非常华丽，更注重外在内容。
“华丽实际上可以掩饰很多瑕疵，表现在制瓷技术上，就是胎开始变粗，颜色开始变深，以青黄为主，釉很多问题就出来了。但是别人一看觉得鸟阿凤凰阿好漂亮，就转移了注意力。北宋的越窑看上去非常繁盛，甚至有些东西超过五代、唐代，但是从窑业技术的本质来说，它已经转向衰落了。”
越美丽，越危险，瓷器也同理。但，为什么在北宋，越窑出现了这么大的转折？
郑建明说，一是窑业自身的原因，跟方便开采优质瓷土的枯竭有关，伴随着面貌变化的是胎釉质量下降。
记者还发现，五代以后的器物都比较小，到宋代以后就出现一些体量特别大的东西，比如大熏炉、大盆。
为什么？和北宋的政治变化有关系。
“瓷器本身就是江南水乡的文化符号，柔和细腻。吴越国灭亡以后到了北宋，这里就从一个地方政权主导，主体性的产业，变成了中央帝国的一个边远地区的相对边缘的产业。所以在格局上，完全不一样，中原的一些因素介入了进来，如果给宫廷用的话就要特别做得大，其实是不懂我们这边的审美。”
郑建明说，北宋出土的这些青瓷中，只有少量高质量的器物与秘色瓷接近。这批高质量的器物主要出土于北宋皇陵、辽代祖陵、辽代公主与贵妃墓等最高等级的墓葬中，是重要的宫廷用瓷。这就说明，北宋早期上林湖地区仍旧沿袭晚唐五代宫廷用瓷生产地的传统，烧造高质量的瓷器。“这就把整个越窑晚唐五代到宋的序列都建立起来了。”
（四）
那么，南宋还烧造秘色瓷吗？作为杭州人，记者也是关心自家人的。
“越窑到北宋中期开始逐渐衰落，到北宋晚期可以说穷途末路了。作为最高等级青瓷的代言人，秘色瓷开创的天青色，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生产与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北宋灭亡以后怎么办？汝窑明确是宫廷用瓷，随着宋室南渡，有一批窑口到了南方，窑工回到了南方，传统又回到这里来了，对于越窑来说，这是一次回光返照，这是最后一次给宫廷烧造瓷器了。”
宋室南渡，很多礼器要重新烧造。《宋会要辑稿》中，明确写过一件事，在绍兴元年烧造一次之后，又在绍兴四年继续烧造越窑的原因——绍兴府大火，起火，救火，许多瓷器被打碎，必须及时补充，尤其是祭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岳明说，从文献来看，南宋时余姚烧秘色瓷是有一定信息的。那么这个南宋烧秘色瓷的窑址主要分布在哪里？根据他们多年的调查，主要分布在慈溪古银锭湖一带，有低岭头、寺龙口、张家地、开刀山等几个窑址。
考古队员曾经对低岭头窑址进行试掘，对寺龙口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实也发现了一批南宋早期产品。但在南宋早期的产品中，主要分为传统越窑青釉产品和官窑型产品两大类。尤其这类官窑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月白，乳浊、半失透状，釉面滋润而含蓄，与北宋汝窑风格却颇为相近，同其后的南宋郊坛下官窑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所以，南宋越窑的学术意义是什么：上继汝窑，下启南宋官窑。早期，宫廷在越窑地区定烧，临安稳定后，就自己设官窑了。”郑建明说。
（五）
除了发掘，去年，上林湖越窑遗址博物馆、荷花芯现场保护展示工程都完成并对外开放，“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得到国家文物局正式授牌。今年，上林湖后司岙的发掘依然继续，郑建明说，今年准备发掘北宋中晚期的窑址，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衰落下来的。
而他认为，目前最难的，还是窑业管理制度的问题。就像窑具上出现的各种字，我们无法搞清到底是谁刻的。
“因为没有文献记载，这是很底层的职业，古代人看不起他们，我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去判定，但很多东西，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也可以。匣钵上的刻字，可以是做的人，也可以是烧的人，也可以是窑场主的，或者这个窑场主，也是窑工，双重身份，那区别又很大。最早汉代开始，有‘物勒工名’的说法，就是在器物上刻工匠的名字，但不是为了打品牌，或者宣传这个人做得多好，而是一种责任，为了追查这件东西谁做的，如果出了问题可以及时追究责任，后来发展成个人品牌了。所以唐代匣钵上很多人名，究竟怎么回事，还是搞不清。这是最难的。”
明嘉靖《余姚县志》上有过记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置官监窑”，说明朝廷应该在上林湖设有烧窑的管理机构，或许就在后司岙一带。
游船上林湖时，郑建明指着远处说，后司岙再往里面一点点的山坳里，有一个普济寺，文献中也有明确记载“在上林湖山之西麓”，他推测，窑业管理机构有可能就设在寺院中。
宋代寺院经济发达，上林湖还曾有“佰僧”款的瓷质匣钵出土，时代为唐五代时期，与窑址中烧造秘色瓷的匣钵基本一致，寺院或许也曾参与了秘色瓷的烧制。如今，普济寺遗址还在，一片废墟，“今年发掘北宋中晚期的同时，我们也准备发掘普济寺，希望能发现一些碑文和文字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