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于明朝的皇帝们，有过一个概括性的讲话，那是1964年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工作时说的。朱棣的靖难之役，不单单是战争，更是政治。所以，朱棣在面对建文帝的求和时，声称要“捉拿奸党”。毛泽东的批注，正是点名了这场战役的“政治斗争性”，对朱棣的“政治策略”大加赞赏。朱棣靖难之后，令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从，朱棣灭其十族。
电视剧《山河月明》热播方既，这部片讲述的是明成祖朱棣的一生，从少年王爷到永乐大帝，有很多老戏骨参演，观众褒贬不一。我看了若干集，对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张丰毅饰演的徐达，以及汤和的饰演者毕彦君印象深刻，反倒是主角朱棣，并不“看好”，或许是演员的火候还不到吧，与那些老戏骨同台，甚是生涩。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对于《明史》，也是翻来覆去地读，并留下了很多圈阅和批注。查阅资料，他在《明史》中，关于鄱阳湖大战、杨爵、沈炼、白莲教、陈新甲等处，做了若干的批注。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太祖本纪》中“鄱阳湖”后，陈友谅战死，他的儿子陈理投降，写下了这么一段批语——“不令诸子诸孙统兵作战，失策。”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诸子诸孙指的是陈友谅的儿子吗？显然，在这里，毛泽东认为，陈友谅的儿子陈理，远不如他的父亲，也没有他父亲的能力和骨气。毛泽东也对陈友谅没有很好地培养自己的儿子，让他们统兵作战，锻炼政治和军事才能，提出了批评。
山河月明中的朱棣
朱元璋对自己儿子的培养，显然是优于陈友谅的，太子朱标一直是当做继承人精心扶持，其他的儿子如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人，自小就放在军营中，学会了“砍人”，这一点陈友谅不如朱元璋，他没有注意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于明朝的皇帝们，有过一个概括性的讲话，那是1964年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工作时说的。在听取汇报后，毛泽东谈到了要读书的问题，他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我这一辈子想把二十四史都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明朝的皇帝，首先推崇的是朱元璋和朱棣，明武宗朱厚照和明英宗朱祁镇也能“入法眼”，其余的明朝皇帝在毛泽东看来“都不好，尽做坏事。”仔细品味一下毛泽东说的这番话，他之所以推崇朱元璋和朱棣父子，这可能与这父子俩在位时，纵横四海、开疆拓土的峥嵘气象有关罢。朱元璋叫花子出身，白手起家，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崛起，最终建立明王朝，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毛泽东是甚为赞赏的。尤其是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道：“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分析历史，我们能对照毛泽东的这句评价，李世民与朱元璋这两人最擅长“以弱胜强”，这与毛泽东多年军事生涯中的实践极为相似，中央苏区时期前三次反围剿战役、长征四渡赤水、淮海战役六十万对八十万的“夹生饭”、抗美援朝战争面对强大的美军，毛泽东无不是处于劣势，最终却以弱胜强的。可以说，这里有一番“识英雄重英雄”和“惺惺相惜”的味道。或许朱元璋的“次第经略”策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就是一种继承和发展，朱元璋在历次战争中的成功经验，对于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学以致用，形成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中“分清主次、逐步拓进”的特点，并提炼出“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的策略。
1953年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拜谒了南京中山陵后，游览南京紫金山，面对这块朱元璋的问鼎之地，毛泽东对随同游览的陈毅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无独有偶，毛泽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很显然，这也受到了朱元璋成功策略的影响。
山河月明中的朱元璋
至于毛泽东说明太祖和明成祖是两个不识字的皇帝，反而好，这并不是对知识分子鄙视，而是毛泽东认为，像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大老粗”，在乱世中敢于出头、勇于任事，“不书生气”，不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做事情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最终错失良机，单凭这一点，就不足以成大事，所以中国古代有句俗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毛泽东对于朱元璋知人善任，能采纳李善长、刘基、宋濂、朱升等大批知识分子的谋略和智慧，为己所用，是非常推崇的。
毛泽东对于朱元璋的推崇，也反映在他与相关历史学家的交谈和书信中。吴晗是著名的明史学家，早在1948年11月，他就曾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将自己的著作《朱元璋传》修改稿送给毛泽东阅读。当时毛泽东正处在解放战争决胜的关键时期，他还是抽出了时间，阅读了吴晗的著作，并约谈了两次，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到了1955年春，吴晗又将重写的《朱元璋传》呈送给毛泽东指正，毛泽东对于吴晗在书中，关于朱元璋晚年的一些表述，不是很满意，他写信给吴晗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对于朱棣，毛泽东认为，他和朱元璋一样，“搞得比较好”。根据已知资料可查，毛泽东对于朱棣的事略，是熟读过很多次的，不止是在《明史》中，清人谷应泰所撰的《明史纪事本末》，毛泽东也反复读过，并在其记载朱棣靖难之役的“白沟河之战”和“东昌之战”段有批注，并前后对照，写下了“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的批语。这里毛泽东分析了朱棣先胜后败的原因，认为朱棣在白沟河之战后，被胜利冲昏了脑袋，所以才会在东昌之战中失败。
还是在《明史纪事本末》这本书中，关于“朱棣陈兵南京城下，建文帝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朱棣不为所动，声称要捉拿奸党”的内容，毛泽东批注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这段批注，体现出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高度。毛泽东在1964年5月25日，在同秘鲁共产党代表团、厄瓜多尔共产党代表团人员谈话时，曾说：“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朱棣的靖难之役，不单单是战争，更是政治。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行动要服从政治全局需要”、“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紧密配合”、“作战指挥必须讲政治”，朱棣靖难之役打的旗号是“清君侧、靖国难”，虽然确实是“叛乱篡国”，但其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这样写道：“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而举兵诛讨，靖难以清君侧，政治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所以，朱棣在面对建文帝的求和时，声称要“捉拿奸党”。毛泽东的批注，正是点名了这场战役的“政治斗争性”，对朱棣的“政治策略”大加赞赏。
山河月明中的朱允炆
毛泽东对朱棣的推崇还不止如此，对于朱棣的敌人，毛泽东也曾进行过褒贬，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方孝孺。朱棣靖难之后，令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从，朱棣灭其十族。后世评价方孝孺，认为其忠心不二，但毛泽东则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方孝孺真要有才能，就应该帮助建文帝保住皇位，而不是愚忠。有一次，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方孝孺写的《深虑论》，这篇史论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毛泽东回答道：“他自己的命运怎么样？他自己的命都虑不到，还谈什么深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