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两种箭矢不同，第三种射虎弩箭是由弩机发射。由于其主要用于狩猎，民间将折叠桌、活腿桌统称为“猎桌”。由是可知，这批猎桌是在内苑活动时使用的，其使用范畴日渐扩大。最后，重中之重在于应对漠西蒙古准格尔部的军事威胁。京师军民大为震动，米价一日三涨。双方激战竟日，枪炮互射，难分胜负。为防止噶尔丹卷土重来，在塞外选择险要地势修建行宫，成为当务之急。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受东北地区狩猎风俗的影响，上至君主，下至亲贵仍热衷行围射猎。以乾隆为代表的清代帝王，频频前往塞外的避暑行宫和木兰围场纳凉、狩猎，留下了《乾隆皇帝刺虎图》《乾隆皇帝射狼图》以及《弘历哨鹿图》等画作，而围猎骑射之习俗，也促使一系列独特器具与塞外行宫的诞生。其中久负盛名的一座，便是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
清代郎世宁绘《乾隆皇帝射狼图》
一 精致猎具：射虎箭和便携式猎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每到皇家围猎骑射之期，便有专人负责准备各类弓、弩、箭矢等狩猎器具，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射虎箭与猎桌。
射虎箭主要分为骲箭、鈚箭与弩箭，形制各异，功用亦不尽相同。第一种是射虎骲箭。箭杆长二尺九寸，以杨木制成。圆球状的箭头主要用于射击草丛中的伏虎。既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又不至于伤其皮毛。第二种则是射虎鈚箭。箭杆以杨木制成，亦长二尺九寸。五边形的扁宽箭镞能造成流血不止的大面积创口，便于“虎枪营”循着血迹追踪。与前两种箭矢不同，第三种射虎弩箭是由弩机发射。箭镞尖窄且有倒刺，配合长二尺九寸的杨木箭杆，穿透力极大，杀伤力强。当然，无论是射虎还是猎鹿，狩猎结束之后，自然少不了开怀畅饮、分而食之的盛大聚餐。皇帝端坐在明黄色宝帐之前，由侍从把所获猎物奉上。先请天子论功行赏，接下来便是扒皮、剔骨、烤肉、熬汤等一系列烹饪环节，最后将佳肴摆在“猎桌”之上。
通常行围所用的猎桌分为两种，即《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作活计清档》中记载的“折迭（叠）桌”和“活腿桌”。作为一种便携桌，猎桌设计得甚为轻巧，能有效抵御旅途颠簸，适应草原环境，颇受清代君主青睐。由于其主要用于狩猎，民间将折叠桌、活腿桌统称为“猎桌”。折叠桌最早出现于明代，据万历朝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桌）高一尺六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用此抬合，以供酬酢。”与两足为一组的折叠桌不同，活腿猎桌的结构为四足各自独立，由轴与桌体相连接。折叠时，四足可以分别向中心转动。桌子上通常覆黄绢挖单，四角有厚重的铁包皮、錾花鎏金作为装饰。如遇出行，可拆卸后放入箱子，方便随时使用。另有一种可拼接的活腿猎桌。此类猎桌除行围外，也适用于宫廷日常生活。在炕上使用时，取其短足。如需落地使用，则取长足接续，形成高桌。
随着历史的发展，猎桌的用途也不仅仅局限于塞外狩猎之用。譬如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从未前往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但查阅《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作活计清档》中雍正朝档案，仍可发现胤禛多次命造办处木作改造、修缮和制作猎桌，凡二十张。其中包括楠木折叠桌八张、花梨木折叠桌七张、黄榆木折叠桌一张、楠木活腿桌三张、洋松木活腿桌一张。由是可知，这批猎桌是在内苑活动时使用的，其使用范畴日渐扩大。
清代折叠式炕桌
二 塞外行宫：从金莲川到避暑山庄
君主定期前往塞外骑射狩猎、建立行宫，并非清代独创。早在辽代，契丹君主便执行“四时捺钵”制度。“捺钵”系契丹语，译作汉语有“行帐”之意。天子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北宋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年），著名科学家、地理学家沈括奉旨出使北方，就是前往位于永安山的夏捺钵行宫（今内蒙古巴林右旗）拜见了辽道宗耶律洪基。
金代在沿袭“捺钵”制度的同时，又进行调整，把“四时捺钵”变为“春水”“秋山”。虽冠以“春”“秋”之名，但在具体执行时间上并无严格的季节限制。由于金代的统治中心在“中都大兴府”，也就是今天北京城西南部，故彼时的避暑别苑大多距离金中都不远，如宣德州的泰和宫（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金莲川的景明宫（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交界）。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地处滦河之源，水草丰美，泉流萦纡，乃是金代帝王的避暑胜地。大定年间，金世宗完颜雍在燕子城营建了规模宏大的景明宫、扬武殿。每值盛夏，草原上盛开着一望无际的金莲花，香气芬馥，色映金辉，被赐名“金莲川”。完颜雍在位二十九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此度过，放鹰逐犬，弯弓射雁，“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
数十年后，忽必烈亦选择在金莲川驻帐开府，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还在刘秉忠的建议下筑城开平。一方面，征召博学鸿儒，汲取文化给养。另一方面，经略武备，训练骑射，建立了颇具盛名的“金莲川幕府”。中统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并在三年之后将开平府升格为“上都”。每岁四月至八月，他都携后妃、臣僚至此，避暑理政的同时，策马弯弓、飞苍走黄，以示不忘草原根本。
待到满族入主中原，将塞外避暑行宫的规模推向了顶峰。最初提议营造消夏行宫之人，正是率先领军入关的多尔衮。早在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他便指出应在塞外“拟建小城一座”，以为避暑处所。而多尔衮选定兴建行宫的地点，也是同属滦河流域的喀喇河屯（今河北省承德市滦河与伊逊河交汇处）。然而，就在当年十二月，多尔衮狩猎时意外薨逝。顺治帝亲政后，命群臣议定多尔衮之罪，并诏谕户部：兴建避暑城之事“着即停止”。这一停就拖到了康熙年间方才竣工，但其规模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要求。于是，一座规模空前的塞外消夏行宫——避暑山庄拔地而起。
三 避暑山庄：消夏狩猎 拱卫京师
起初，清代君主会在秋季前往塞外狩猎，谓之“秋狝”。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起，康熙帝每年都在皇子皇孙、满汉扈从大臣以及八旗劲旅的簇拥下出喜峰口，行围骑射，以表明“不忘武备，勤于训练”。其狩猎之地“周一千三百里，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名曰木兰围场（今河北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木兰”为满语“哨鹿”之意，即猎人以骨哨模拟呦呦鹿鸣，吸引鹿群以狩猎。由于围场狩猎的主要猎物是鹿，故将“木兰”用作其名，代指狩猎。
既然清代已有“木兰秋狝”，作为锻炼八旗将士“肄武习劳”的手段，那还有修建避暑山庄的必要么？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秋狝固然能起到行猎训武之目的，却没能解决皇帝的消夏需求，而草原的环境也不适合处理各类繁杂的政务。其次，随着秋狝规模日益扩大，扈从人数渐次增加，需要建立大型避暑建筑群作为京师与围场之间的中转站，用来妥善解决数万人员的饮食起居和物资储备。最后，重中之重在于应对漠西蒙古准格尔部的军事威胁。在避暑山庄兴建的十三年前，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格尔首领噶尔丹亲率两万铁骑进抵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兵锋直指北京。京师军民大为震动，米价一日三涨。康熙帝急遣二哥裕亲王福全、五弟恭亲王常宁兵分两路北上御敌。双方激战竟日，枪炮互射，难分胜负。最终，准格尔部弹尽粮绝，在夜色的掩护下撤离战场。是役，清军损失惨重，尤其是康熙帝的“肺腑之亲”——安北将军佟国纲身中鸟枪，殁于阵中。为防止噶尔丹卷土重来，在塞外选择险要地势修建行宫，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山川形势之雄，甲于边塞”的避暑山庄成为清政府抵御准格尔部的桥头堡。以此为依托，清军不但可以迅速支援喀尔喀蒙古诸部，更能有效拱卫京师。
这座矗立塞外的消夏宫苑，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动工营建，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初具规模。在设计、选址以及施工的诸多环节中，康熙帝都倾注了心血，不但命工部和内务府“参酌南北名园供奉画稿，构设烫样，以呈御览”，还御题宸翰——“避暑山庄”四字。可康熙帝挥毫泼墨之际，却将“避”字右侧的“辛”字多写了一横，被坊间传为“天下第一错别字”。实际上，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康熙帝平素酷爱书学，师从松江“二沈”的后人沈荃；尽管政务繁忙，可一伺闲暇，便“游情翰墨”，拥有几十年临董（董其昌）功力，书法造诣甚高。避暑山庄作为京师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对于高悬其上的榜书匾额，康熙帝在书写之时势必慎之又慎，断然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纵有笔误，也会另写一幅，绝不会将错就错。实际上，这种在“避”字之上多加一笔的写法，属于“异体字”。在唐代的书法作品中经常出现，比如“楷书四大家”中的欧阳询，其传世名作《九成宫醴泉铭》之中的“避”字，也采取了同样的写法；巧合之处在于：“九成宫”正是隋唐两代君主的避暑胜地。故笔者猜测：康熙帝在匾额上选择“避”的异体写法，或许是效仿《九成宫醴泉铭》，也未可知。
文/林硕（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