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为了补课曾付出多少代价本文由公众号“记忆群岛Isles”授权发布众所周知，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思想以及科举考试机制的影响，非常注重教育，韩国社会也不例外韩国科举考试对于国土面积较少，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韩国而言，之所以取得如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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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思想以及科举考试机制的影响，非常注重教育，韩国社会也不例外。
韩国科举考试
对于国土面积较少，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韩国而言，之所以取得如今的经济发展成就，与注重教育的社会风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寄生虫》、《天空之城》、《顶楼》等韩国影视作品的桥段，不难看出，韩国社会崇尚教育文凭的程度可谓疯狂。围绕着高考，以及能否进入名牌大学而展开的竞争，不亚于现在的中国。
韩剧《天空之城》剧照
如今中国舆论界出现的“鸡娃”、“内卷”等新词汇所表达的竞争压力，其实韩国人早就习以为常。通过高考成绩能否杀出重围，或是进入首尔市内的名牌大学（《天空之城》的“SKY”, 指的就是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三所顶级大学）几乎决定了未来你的收入及社会地位。
而这样的风气，在40年前的韩国就已经存在。
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社会进入高速经济发展的轨道，曾经一度非常贫穷的社会，随着高速经济增长产生剧变——普通人能够通过教育和技术，实现“阶级上升”。
1973年韩国考场周围的横幅
于是，众多寒门子弟的家长们，为子女的教育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以高考（수능）为代表的应试教育，显然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经济社会需求。
1968年，韩国政府废除初中升学考试，令韩国中等学校的学生比例大增。紧接着，1974年“高校（韩国的高中）平准化”废除了高中升学考试，所有符合升学条件的学生在自己的学区内可自行选择就读的高中，这导致韩国高中生的比例猛增，也使得高考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韩国学子们的竞争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
1972年韩国高考考场
为了在考试中取得更高的分数，大家并不满足于学校课程，普遍会寻找教学能力更强的补习班老师或已经进入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进行补习。这样一来，有钱或者有资源，家境还算富裕的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去补习班或聘请名师辅导。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时韩国小学、初中、高中生总数为980万左右，其中接受各类课外辅导的学生总数达150多万，约占总体学生人数的15.3%。韩国小学生总数的12%，初中生总数的15%，高中生总数的41%都在接受各类课外辅导，当时全国课外辅导总消费额初步估算为3300亿韩元，可见其“鸡娃”程度。
然而，没有足够的财力聘请辅导老师或让孩子参加补习班的家庭，对这一现象表示不满。1980年，成功夺权的“全小将”，为了赢得正当性和民众支持，提出了“实现正义社会”的口号。
同时，在讲究“社会公平”以及“起跑线对等”的原则下，1980年7月30日（第五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之前），全斗焕所带领权力过渡机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发布了“7.30 教育改革”措施。
电视剧《第五共和国》中的全斗焕“小将”
该措施几乎涵盖了中学的升学模式以及大学教育的所有领域，当然，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决定就是：禁止课外辅导及补习班，无论提供辅导或补习班讲课的讲师还是聘请课外辅导或补习班的家长，都将受到严格限制。
奥斯卡影片《寄生虫》中辅导情节
紧接着，1981年新修订的韩国《学院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禁止课外辅导，开设补习班也需要官方教育当局认可，违反者将处于罚款甚至有期徒刑1年等处罚。而作为弥补措施，当局要求KBS，MBC等电视台，需要播出辅导类的节目。1981年，当局干脆成立涉教育类的电视台-KBS3TV，该频道后来在1990年从KBS独立，韩国教育电视台EBS应运而生。
但是即便韩国当局有了这样的决定，也没能阻挡寻求课外辅导或补习班的学生家长。毕竟，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考试上取得更高的分数。高考取得成功、进入名牌大学，依然是实现“阶级上升”最可靠渠道之一。
即便当时韩国的当局派出“课外辅导打压队”，也只发挥了短暂的震慑作用，并没有实际遏止市场需求。学生和家长们规避当局打压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让老师在深夜（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到学生家里提供辅导、把辅导老师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躲到郊外别墅进行辅导、甚至在轿车或汽车上进行辅导等等。而因为要避免补课风险，辅导价格上也为老师添加了“风险成本”，辅导市场的价码一路飙升。
即便“五共”设置“社会净化委员会”牵头管理相关事宜，但实际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地方教育局方面，由于人数和财政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大多情况就是不了了之，甚至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五共”时期，最初几年推行全面禁止课外辅导，但实际工作层面，很难展开监督和打压，每年真正被处罚的人员少之又少。只有个别大学生或老师提供课外辅导时被发现，被警察机关带走。而被发现的学生，只需要写一个检讨书便可免除处罚。
久而久之，“五共”政府也逐渐松绑。1988年12月19日《京乡新闻》报道称，首尔江南地区（韩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学区房”地区）就读的高中二、三年级学生中，有70%以上的学生接受着秘密课外辅导。
后来，韩国政府在1989年2月放开了大学本科生提供课外辅导的限制，虽然非大学本科生提供课外辅导的行为依然被禁止。但是进入90年代后，这种禁止课外辅导和补习班的禁止措施已经名存实亡。私人教育的费用一路攀升，社会上甚至出现“公共教育无用论”等主张。
90年代末，已经名存实亡的教育禁令被废除。最终，在2000年4月27日，韩国宪法法院裁定，禁止课外辅导的相关法律严重侵犯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对私人教育采取了过分的限制，侵犯了公民的教育权、职业选择权等宪法权利，之前颁布的相关法律规定违宪，因此，限制补习班和课外辅导活动的规定一律失效，96年后因相关规定受到处罚的人，从此可以向法院提出再审。
但是，即便到了2021年，多年形成的疯狂教育热依然持续。为了照顾教育中的弱小群体，减轻学生考试的压力，每一届韩国政府都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改革措施，但都没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而教育政策的混乱，甚至降低了多次教育改革的效果。
因此，当前中国国内兴起‘内卷化’的教育竞争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等问题，韩国已经持续了将近40多年，并且很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