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五国包括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冰岛。北欧的改革者仿效英国的改革，建立友好互助的社会来保障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其原则就是社会保险。北欧的工会说服了传统的行业协会和雇主们加入到这种互助保险体系，目的是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瑞典和挪威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雇佣医生对穷人提供免费或者廉价的医疗服务，并且监督公共卫生项目的实施。同时，北欧国家已经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保障了生命安全。
北欧五国包括瑞典 、芬兰、挪威、丹麦、冰岛。
但是那五个北欧小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各方面福利都是世界顶级，
首先，他们地理位置很寒冷，土地不肥沃，二，矿产资源也不多，没有听说过瑞典，挪威，芬兰，有大型煤矿，铁矿，石油，天然气之类的。
三，科技也不发达，没有什么国际大品牌，芬兰的诺基亚手机现在也不行了，挪威，瑞典，印象中基本上没什么有名气的产品，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类型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源丰富，人口少，国土大。
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这类型的都是科技发达，很很多的国际品牌。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靠什么那么富的？
19世纪下半叶迅速增长的城市工人阶级，群居在仓促建成的贫民窟中，社会越富有，他们就显得越贫穷。188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推行改革措施谋求为日益增长的中产和工人阶级提供最小的经济保障，这种想法迅速在北欧扎了根，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的响应。
在整个19世纪，北欧各国都一直是农业国家。甚至在1920和1930年代农业仍是所有北欧国家中就业的最重要来源。 在19世纪初，北欧各国的经济还处在初级商品生产阶段，大部分的社会问题还都集中在农村，城市避免了工业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圈地运动在北欧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没有使得农民消亡，反而使得多数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的农民涌现成一个阶级，并形成自己的政党，独立的农民政治力量成为社会连带主义的福利方案获得普遍支持的有利因素。
在19世纪后半期社会连带主义思想在北欧的农工运动中蔚然兴起。它倡导集体的凝聚力和集体行动，与集体共命运，谋求共同的利益，提倡“共同的责任和相互的义务”。
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中，把社会连带主义描述成“工人阶级特有的道德规范”，目标是一个以合作和互助为基础的更高标准的社会秩序。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巩固了权力的时候，把社会连带主义从工人阶级扩大运用到了整个社会，这样就把社会看成共同利益的整体，成为北欧建设普遍福利国家的最初的思想基础。 北欧的改革者仿效英国的改革，建立友好互助的社会来保障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其原则就是社会保险。北欧的工会说服了传统的行业协会和雇主们加入到这种互助保险体系，目的是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合作农庄—丹麦土地改革的发动机，使得小农户能够利用到技术和科学的进步，饥荒从此成为历史[2]。 当19世纪末期国家的社会保障作用在全欧洲被摆到政治议程上的时候。北欧国家采用了已经小规模实现了的理想，首批社会保障法律诞生了，其中有丹麦（1891年）、瑞典（1913年）、芬兰（1936年）、挪威（1937年）的第一个老年抚助或养老金法律；挪威（1909年）的第一个疾病保障法律。
19世纪北欧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也伴随着对文化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开始把乡村农民转变成有文化的活跃的公民，也是农民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有利因素。 人口的健康因为与国家的财富创造和强盛息息相关而受到政府的重视，国家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积极干预者。北欧国家有健康和医学服务的悠久传统。对公共卫生健康的立法也较早。 瑞典和挪威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雇佣医生对穷人提供免费或者廉价的医疗服务，并且监督公共卫生项目的实施。丹麦在1858年通过了健康法，之后几年其他北欧国家也都相继颁布了健康法，这些法律都在指导地方部门对健康卫生的监督管理。
在此期间直到1930年代，在经济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同时，北欧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也取得了成功的结果。这些社会改革替换了贬低穷人的法律和修修补补的、不连续的福利规章和措施，取而代之以推行为所有失业者提供俭朴但充足的生活标准的长久计划；并努力消除公共资助所能带来的耻辱感；为那些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和农民家庭采取专门的措施，尤其是提供孩子补贴，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
严峻的考验来自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崩溃。萧条影响了北欧的工农业，使得1/4的劳动力失业。在困境面前，社会民主党建立起广大的工农联盟（在北欧称作“红绿联盟”），取得了广泛的政治一致性，使得全面的福利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得以实施。 同时，北欧国家已经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保障了生命安全。尽管是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在覆盖面上尚有很大的缺口，但正如英国社会历史学家R.H.Tawway所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经常比它已取得的成果还要重要。
只有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主义的制度才在北欧真正全方位地推行，包含了所有的公民。
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北欧国家经历了生产和进出商品结构的多元化，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几乎同时，“成熟的”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已经制度化了，经济增长没有以牺牲福利国家的成长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