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顾炎武思想内涵丰富，因此对其误读颇多。由此可见，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显然背离了顾炎武本意。顾炎武强调政府要加强对官员和百姓的道德教育，以形成良好的风俗。顾炎武的真知灼见在于，他认为不仅政府对改造国民性有责任，而且广大民众也有责任。为了避免“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成为空洞的口号，顾炎武把重塑国民性上升到民众觉醒的高度，认为国民的道德和素质提高了，政府行政能力必然有所改观。
由顾炎武提出，后人归结的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近代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激励作用，至今仍有震撼力。但由于顾炎武思想内涵丰富，因此对其误读颇多。
比如，有人说“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资中筠自选集》）有人说“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意，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解释的那样号召人们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而是保卫儒家纲常伦理,使之免于沦丧，这才是顾炎武归根结底所要捍卫的东西。”（但兴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这两种观点是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误读的典型，前者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后者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传统伦理道德。虽然误读的角度不同，但导致误读的根源是一致的，即忽视了顾炎武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对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启蒙色彩缺乏应有的认识。
为澄清相关认识，这里有必要对顾炎武的原文进行解读：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
在顾炎武看来，亡国指易姓改号，亡天下是指整个民族道德沦丧、民族沦亡。他认为，保天下与保国联系紧密，但保国的前提是保天下，保天下是根本。如果整个民族道德沦丧，天下不保，则国必亡，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国是天下的载体，不保国则保天下会限于虚无，因此保国与保天下是一体的。民众知保天下，是对保国的巨大贡献，是更深层次的保国。国事由执政集团主导，匹夫没有机会参与，不具备保国的直接条件，所以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但匹夫是亡国灾难的最终承担者，不享受权利，却必须承担后果，这就是匹夫的社会处境。匹夫若想免于亡国带来的灾难，就必须通过每个人自身的努力而免于亡国之祸。
国有姓有号有具体的统治者，但天下不属于一家一姓。作为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上升到天下是每一个人的天下这样的认识高度，所以他才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保国、保天下与治国、治天下是一致的，如不上升到后者的高度，前者就只不过是历史的哀叹而已。由此可见，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显然背离了顾炎武本意。
顾炎武思想的灵魂中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根，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国家精神；一是“天育万物，地载万物”的重民爱民精神。这两种精神是顾炎武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文化本源，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之一。顾炎武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突出体现在他以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其爱国思想的集中反映，把其理解为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实在是对这位伟人的极大误解。
顾炎武的很多思想甚至具有永恒的价值。他通过批判继承儒学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利用复古的形式来宣传启蒙思想。采用复古的形式，是顾炎武反理学的需要，也是他的理论特色，更是因为先秦经典本身就具有值得弘扬的优秀成分。因为复古的形式而忽视其启蒙色彩，进而得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甚至无视在民族危机背景下他的爱国主义赤诚之心，也就不足为怪了。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人超越时代局限，提出先进的思想。况且，顾炎武曾生长在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江南地区，他能够提出部分启蒙思想，本身就有历史的合理性。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看到顾炎武思想体系的闪光点，对他的误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顾炎武思想体系的另一个带有明显启蒙色彩的元素，体现在他批判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中。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传统的臣民观念，带有平等色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视为每一个人的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其隐含之意在于匹夫是公民而非臣民。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民的概念，但是已经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的构建对国家的重要性。他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导致道德沦丧的负面国民性，形成了以重塑国民道德为起点，以改变社会风俗为中心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在顾炎武看来，国民的劣根性是社会道德沦丧和民族精神衰落的根源，必须整治，“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他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日知录·宋世风俗》）。
顾炎武强调政府要加强对官员和百姓的道德教育，以形成良好的风俗。他深刻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阴暗面，如缺少骨气和操守、奴性十足、工于谄媚、苟且自保、畏忌善变、几无特操、庸俗势利、荣辱不分、以耻为荣、欺诈伪善、拉帮结派、唯利是图、嗜赌竞奢、佞仙佞佛等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底线“行己有耻”，并上升到“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样的认识高度，要求士大夫和百姓以耻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只有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国家民族才会有希望。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引罗仲素言：“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顾炎武的真知灼见在于，他认为不仅政府对改造国民性有责任，而且广大民众也有责任。这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又一深刻内涵。在他看来，国民的幸福最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肉食者”。为了避免“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成为空洞的口号，顾炎武把重塑国民性上升到民众觉醒的高度，认为国民的道德和素质提高了，政府行政能力必然有所改观。如，他认为，深藏于国民之间的劣根性，尤其是民间先贵后富的价值取向，在官员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是导致腐败泛滥和民族沦亡的重要原因。（张程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