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抓住这两个命门，先后4次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发起冲击，但最终功亏一篑铩羽而归。同时，如果汇率波动幅度超过7.85或者7.75的区间限制，金管局必须抛售美元或者港币，来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稳定。国际炒家低估了特区政府入市干预的可能性和魄力。有研究机构声称索罗斯在做空香港一战中亏损20亿美元。
1998年，惊心动魄的香港金融风暴，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我们今天一一揭开谜底。
索罗斯会为什么选择做空香港？
因为索罗斯自认为抓住了香港经济和特区政府的命门。
彼时香港经济的命门就是房地产，特区政府的命门就是“自由经济体”不能干预股票市场。
索罗斯抓住这两个命门，先后4次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发起冲击，但最终功亏一篑铩羽而归。
房地产行业怎么会成为彼时香港的命门呢？索罗斯研究发现，1997年时，香港经济过分依赖房地产，彼时香港银行体系中近70%的信贷，投向了房地产相关产业。据统计，1984至1997年香港房价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由于利率偏低，很多人纷纷向银行大量举债进行投资，很多居民每月收入的60%到80%用来还房贷。1997年香港房价已达到纽约房价的2倍左右，普通住宅8万港币/平米，豪宅超过20万港币/平米。我们在很多港剧中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火热程度。
香港从1970年之后进行了去制造业行动，到了90年代实际上已经是空心化状态，逐渐转型向国际金融中心方向发展。也因此，“自由经济体”的光环对香港经济十分重要，一旦政府干预市场，对经济发展相当不利，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索罗斯也吃定特区政府不会干预股票市场，“自由经济体”的光环已然成为紧箍咒和命门所在。
所以综合来看，索罗斯也就是抓住了香港经济和特区政府的软肋，肆无忌惮在香港金融市场兴风作浪攫取利润。
但是凡事都有限度，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三番五次冲击中国经济底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国际炒家第4次冲击市场的时候，特区政府入市干预，并在恒指期货交割日与国际资本展开终极决战，国际炒家饮恨而归。事后，西方媒体大肆抨击特区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但港媒回击道：如果一个人持续流血，难道连自己包扎的权利都没有吗？
我们再看看索罗斯的做空方案和操盘手法。
很显然，索罗斯不能复制已经倒下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做空方式，因为香港的国情与东南亚国家明显不同，必须另辟蹊径。彼时香港GDP持续高增长，1996年和1997年分别达到4.3%和5.1%，并且具有超过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大陆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高居全球第二。而当时倒下的泰国只有约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完全不可能复制做空泰国的手法，从外汇市场将对手击溃崩盘。
那获利主战场在哪里？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只作为引信和障眼法，通过外汇市场逼迫特区政府提高利率，而对利率敏感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必然承压，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在泡沫的影响下可以放大利率影响，从而与其他金融资产形成推动式下跌，继而从期货市场渔利。
所以外汇市场只是佯攻之地，并非获利之处。
这一套看似天衣无缝的做空方案，需要具体的操盘手法去落实。而操盘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逼迫特区政府提高利率，这个从外汇市场就可以做到。彼时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通俗讲，就是港元锚定美元。香港金融管理局规定，银行要发行港元，必须要用美元和金管局兑换，而彼时中心汇率为1:7.8，也就是说，要发行7.8元的港币，必须上缴1美元到金管局。同时，如果汇率波动幅度超过7.85或者7.75的区间限制，金管局必须抛售美元或者港币，来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稳定。
具体的操盘手法就和索罗斯做空泰国的手法大同小异，唯一区别就是主战场从外汇市场，转移到期货市场。通过拆借大额港币，到伦敦汇市抛空，同时做多股票和期货，佯攻汇市，港币泛滥贬值，贬值后短期利好股票和房地产，迷惑投资者入市投资股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的1997年7月，恒生指数不跌反涨，一度站上16280点的历史高点，这里面有明显的国际资本炒作。但在当时并未引起特区政府的警觉，普通投资者看到远期股指期货大涨，纷纷看好股市未来走势。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索罗斯在各个市场相互掩护作用下的假象，表面火热的市场其实已暗流涌动。
港币持续贬值，特区政府在联系汇率制下，不得不持续用外汇接盘，回收港币。其实此刻，索罗斯已经成功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外汇市场，掩盖了其在期货市场的操作。待特区政府为保汇率被迫提高利率后，汇率企稳，但股票、期货、房地产市场同时承压，待到合适的时机，国际炒家进行全面多翻空打压，发动立体式狙击，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股票暴跌，房价腰斩，然后平掉空单获利。
而这个合适的时机，就是1997年10月我国台湾宣布放弃保卫新台币汇率，导致台币暴跌，港币严重承压，此时索罗斯认为时机来临，在1997年10月彻底撕下面具，对香港金融市场展开了第一轮立体式攻击。
以上就是索罗斯的做空方案和操盘手法，看似天衣无缝，环环相扣。但还是前文所讲，贪得无厌三番五次冲击我国经济底线，也令特区政府意识到“自由经济体”的光环愈发成为枷锁。国际炒家低估了特区政府入市干预的可能性和魄力。结局世人皆知，国际炒家为自己的贪得无厌买了单。
可能有人会问，我国政府在香港金融危机前后提供了哪些帮助？ 其实帮助真的非常大。
我国大陆地区在整个东南亚危机期间，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危机期间，包括日本、韩国以及诸多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争相贬值，使得商品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侵蚀了我国大量的出口订单。但是为了保护香港，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稳定，我国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减轻了港币的贬值压力，在这个承诺背后，我国牺牲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香港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出台了鼓励开发赴港旅游业、扩大商品进口以增加香港的转运贸易量和港口吞吐量、鼓励内地大型企业赴港上市，提升香港金融市场活力等等一系列措施，帮助香港经济快速恢复。
那么，索罗斯在香港金融风暴中，盈亏如何？
量子基金针对做空香港的收益情况始终没有公开，因此也引起外界不断猜测。有研究机构声称索罗斯在做空香港一战中亏损20亿美元。但量子基金罕见性地对此进行了澄清，发言人帕蒂斯表示，20亿美元的数字是错误的（The $2bn figure is wrong）。当记者追问是否出现了较小的损失时，帕蒂森没有回答。从这里我们可以侧面得出，量子基金在香港是亏损出局的，但是在香港亏损较小。
多年以后，索罗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谈到香港金融危机，他微笑着肯定了特区政府在危机期间的应对措施。但是，索罗斯不止一次说过，我对打败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利益的关心。其实也侧面反应了其对在香港的一战，久久未能释怀，胜负了然，盈亏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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