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病多发于南方，这是因为南方水源众多，长江流域便是蛊病的重灾区。它们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让人发热，甚至死亡。这种病多集中于南方多水的农村地区，大城市中发病率较低。随后，军队的领导人意识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在1949年12月20日，正式成立。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及时作出了调整。他亲自接手了这件事，把防止血吸虫病的工作由卫生部直接转到了中央最高层。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像往常一样，读着前一天的《人民日报》。
突然，他放下报纸，快步走到窗边。只见窗外阳光明媚，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天气。推开窗，更是清风拂面，吹得人神清气爽。
毛泽东大笑起来，提笔赋诗，名曰：《七律二首·送瘟神》。
原来，前一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大新闻：余江县消灭了“蛊病”。
究竟何为蛊病？毛泽东如何部署，以消灭蛊病？
一份新中国“抗蛊”实录，在此揭开。
（《七律二首·送瘟神》）
一、水中恶鬼：何为蛊病？说起“蛊”，一般人脑海里难免会生出许多怪力乱神的想象。
但今天要说的蛊既不是神奇的苗疆秘术，也不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叫魂赶尸，它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血吸虫病。
中华上下五千年，血吸虫病相伴了至少两千年。
在湖南省长沙市的马王堆汉墓中，考古学家在1973年发现了一具女性贵族的遗体。
而这具尸体中，竟然查出了血吸虫卵！
无独有偶，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另一座西汉墓中，人们也发现了另一具感染了血吸虫卵的尸体。
这两个考古发现证明了同样的结论：西汉时就有中国人感染了血吸虫病，而湖南与湖北，或许就是该病的高发地。
（马王堆汉墓）
目前，考古界发现了15具带有血吸虫卵的古尸，标记了这一疾病与中国人相伴相生的漫长历史。
而“蛊病”这个颇有迷信色彩的名字，则来源于隋朝。
当时，人们缺乏现代医学的常识，往往只能看出疾病的表象，故以此命名。
隋代有个名叫巢元方的医生，曾经编写了一本名为《诸病源候论》的书。
书里面提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
（《诸病源候论》）
据记载在南方，人们接触过河水或湖水之后，肚子会变大。巢元方认为这是由于肚子里长出了虫子，如同中邪一般，因此称它为“蛊病”。
接触水源和大肚子，正是血吸虫病最重要的两个特征。
人们肚子里长出的虫子名叫蠕虫，这是“蛊病”的罪魁祸首。
但人们往往接触到的不是虫子本身，而是被虫卵污染的水源。
蛊病多发于南方，这是因为南方水源众多，长江流域便是蛊病的重灾区。
当地民众傍水而生，一旦接触到被虫卵污染的水源，只需短短几周，这些蠕虫就能穿透皮肤，直接寄生到肠道之中。
随后，它们便开始大量繁殖虫卵，一些虫卵留在人体内部，造成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另一些虫卵，则随着粪便排出体外。
但这些粪便倘若再次进入水中，净化处理不当，便又重回开头，被人接触，开启另一轮恶性循环。
（血吸虫病）
而留在人体内的虫卵，个个都是“狠角色”。
它们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让人发热，甚至死亡。
等到疾病进入下一阶段，人们就会浑身乏力与频繁腹泻。
然而，最可怕的是——人们往往很难发现元凶是血吸虫病。
到了感染的最后时期，大肚子的症状出现。
这意味着患者的体内已经沉积了大量的腹水，并且肝脾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肿大。
很快，得病的人脑机能就会受到损害，要么就此丧命，要么留下可怕的后遗症。
（血吸虫病）
如此诡异的表现与不着痕迹的感染，无怪乎古人要称之为“蛊”。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与血吸虫病展开了新一轮的抗争。
美国人法司脱和曼莱尼在1924年，曾这样描述上海郊区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
“波及上海今辖十县中之九县”。
不仅如此，血吸虫病更害得上海不少地方人烟萧条，家破户绝。
甚至有许多田园因此荒废，房屋与村庄一片死寂。
四年后，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与研究才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然而，民国时期家国动荡，管理血吸虫防治的部门一没有实权，二不能渗透进血吸虫病高发的农村地区，只能提出建议，空喊口号。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血吸虫病的防止几乎完全中断。
（血吸虫病）
新中国建立后，血吸虫也威力不减。
据统计，1949年之后，血吸虫病总共感染了将近1060万人！更有约1亿人口是血吸虫病潜在的感染者！
长江沿线都充斥着这种无声的危险，约有11个省份受到波及，“蛊毒”穿越历史而来，酝酿着再次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看到此情此景，毛泽东坐不住了。
他知道，新中国与“蛊病”之间，必然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
二、1955年转折：毛泽东的抉择早在毛泽东出手之前，战争的号角就已经吹响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将防治血吸虫病作为了卫生工作的要点之一。
这是一个大胆而惊人的决定。
因为，尽管血吸虫病危害严重，但和许多疾病相比，它依然“毫不起眼”。
首先，血吸虫病有很强的地域局限。
这种病多集中于南方多水的农村地区，大城市中发病率较低。
其次，这是一种发作极为缓慢的疾病，也极难驯服，从将近两千年的抗争史中便可以看出这点。
有许多人担心：集中精力防治血吸虫病究竟能否取得成效？会不会得不偿失，竹篮打水一场空？
（防治血吸虫病）
其实，除了民生要素外，中央之所以下定决心治理血吸虫病，还有一层军事上的高瞻远瞩。
上海在1949年5月解放后，全军欢腾。
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当时，军队中有大量的北方士兵，人数将近四万人。这些北方士兵组成了一支精锐部队，可他们却几乎没有任何在水中作战的经验。
很快，一种莫名的红肿开始在军队之中蔓延。许多士兵病重住院，甚至查不出具体的原因。兜兜转转一圈后，人们终于想起了那个容易被忽略的可怕“蛊毒”：血吸虫病！
果然，这些不通水性的士兵，正是无意中感染了血吸虫病。
（上海防治血吸虫病）
治愈血吸虫病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这对于军队而言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
据学者统计，将近四万人的部队中约有一万四千人感染了血吸虫病，感染率竟然高达38%！
随后，军队的领导人意识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
由于血吸虫病，华南与华中许多地方的大量潜在应征者，会变得不再适合入伍。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正是需要大力建设国防安全与国家军队的重要时期。
长此以往，这小小的血吸虫病，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军队建设！
（青年感染血吸虫病）
于是，一些地域性的防治工作展开了，受灾最严重的上海一马当先，成为了排头兵。
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在1949年12月20日，正式成立。
第二年春天，当地有将近一千四百名医务人员组成了专门的队伍，为驻扎在上海的军队治疗血吸虫病。
然而，这种尝试只是局部的行为。
更要命的是，由于缺乏过往经验，每个地方在做防治工作时往往缺乏条理与头绪，收效甚微。
（防治血吸虫病）
好在1955年年末，毛泽东亲自部署了这场战斗。
实际上，早在1949年军队遭受血吸虫病重大打击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现出了十足的关注。倘若再向上追溯，早在建国前对工农与士兵的一次次走访与动员之中，毛泽东就意识到了血吸虫病的威力。
他曾经认识的许多农民与士兵，都饱受血吸虫病的困扰。
毛泽东一出手，就先对卫生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一眼看出了卫生部在这场战役中的最大失误：他们只将精力放在城市，而忽略了最需要救治，却又难以发出太多声音的乡村。
（专家防治血吸虫病）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客观因素使得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受阻。
比如，卫生部的各项资源都非常缺乏。
无论是人手、物资、基础设施还是药物，都暂时只能顾得上城市，管不了乡村。
不仅如此，相较于血吸虫病，的确还有更多疾病死亡率更高。
因此，卫生部分身乏术，没有足够的精力开展一场彻底的治蛊行动。
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及时作出了调整。
他亲自接手了这件事，把防止血吸虫病的工作由卫生部直接转到了中央最高层。
随后，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九人血吸虫病领导小组，通过中共中央直接带领人民，打赢这场战役。
一篇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文章在1955年12月，横空出世。
这篇文章出自毛泽东之手。
他在文章中强调，中国需要优先发展农业。
而血吸虫病，正是阻碍农业发展的最大壁垒之一——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难逃它的迫害。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文章一出，响应无数，防治血吸虫病运动瞬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的重要性被上升到了无与伦比的境地。
很快，这场在公共卫生领域打响的战役就有了成效。
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被认定为首个根除了血吸虫病的县。喜悦之余，毛泽东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点）
正像他在诗里说到的那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而这场战役成功因素之一，正是毛泽东钦点的一样东西：中医。
中西联手，让“驱蛊”有了良方。
三、驱蛊有方：中西医联手毛泽东在1955年，曾明确指出：卫生部做工作时忽略了中医的作用。
同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各级乡镇都建立了血防领导小组，设置了血防的专业机构。
两年后，毛泽东还在上海接待了流行病学专家苏德隆。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医才开始被不断提及。
此前，血吸虫病的治疗基本上以西医为主。
（苏德隆剿灭钉螺）
专家们普遍使用一种名叫酒石酸锑钾的20日疗法进行治疗，中医只是西医的辅助。
只有在面对血吸虫病晚期的病人时，大家才会想起中医，进行保守治疗。
但这样的组合方式却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致死率居高不下，令人发愁。
在毛泽东明确指示过后，中医重新得到了重视。
医院开始尝试用中西结合的方式，治疗晚期的血吸虫病。
他们运用中医改善症状，并且治疗血吸虫病所引起的其它疾病。
不仅如此，中医还能够有效缓解西药的某些副作用。
在这些基础上，医生能够为患者争取到更多时间，转入西医的脾切手术。
现如今，一份上海徐汇医院自制的药方还在民间广为流传。
这是一种名为“消臌丹”的药，顾名思义，是用来治疗腹水的。
处方里有不少我们熟悉的药材名：茯苓、白术、砂仁等，甚至还有大蒜。
处方里写道，要先把干大蒜去掉外皮，然后放在炭火上烤熟烤软，加水，在火锅内煎熬，就能成为治病的大蒜膏。
（临床现场）
不仅中西医联手，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驱蛊真正成为了一次“全民参与”的卫生战役。
对普通人而言，预防血吸虫病才是最重要的，这让血吸虫病最重要的两个来源再次为人们所重视：水源与粪便。
想要不得血吸虫病，就要生活在干净的环境中，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走下基层的工作人员在乡村建立起集体的粪便中心，还派了专人去管理村里的粪便，让粪便物尽其用，不要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
（防治血吸虫病）
乡村中的许多人并没有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识，工作人员便挨家挨户劝导，希望他们能够把家里的粪缸都放在远离水源的地方。
当地政府还定制了一批由绷带缠成的护腿，分发给广大民众，让他们下水的时候注意防护。
然而，针对政府提出的种种政策，村民们大多表示了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城里人的瞎讲究，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上，远比那些城里来的专家和官员要懂的如何与大自然相处。
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没有急躁，而是把目光暂时转向了另一个地方：切断寄生虫的源头。
中国的大部分血吸虫病所感染的都是日本血虫，而这些血虫大多寄生于钉螺之中。
因此，只要消灭钉螺，就能从最根本的地方遏制疾病。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灭螺运动开始了。
（现在的灭螺现场）
消灭钉螺的方式有很多种，既可以浇开水，又可以用筷子堵，还可以闷死它们。
在基层组织的动员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了灭螺的行列。
最多的时候，有些地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钉螺都能被民众自发剿灭。
与此同时，针对血吸虫病的一系列科普宣传也没有就此停止。
无论何时，毛泽东一向强调相信人民的力量。
因此，防治血吸虫病绝非某个地区，某一领导，某个政党的事情，而是全中国人民能够完成的伟业。
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各地在墙上贴上了海报，并配上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标语，还配上了毛泽东的那首诗！
（防治血吸虫病标语）
为了能让农民更好的理解，1961年，一部名叫《枯木逢春》的电影出现了。
这是一部专讲防治血吸虫病的电影。
当时，村干部们带着流动的电影放映机，跑到每一个农村，免费放给村民们看。
光是苏州一个地方，就放了将近850场，一共有100万人观看，宣传效果瞬间提升。
（电影《枯木逢春》）
血吸虫病的治疗，也是重中之重。
这是一种前期极难发现的病，很多人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
但尽管晚期有致命的风险，却依然有很多病人从医院逃跑。
他们有的人是害怕花钱，觉得治疗费用太高；有的人是觉得反正也活不了，不如不治；还有人是无症状患者，因此不觉得自己有病。
这种病人逃跑的“奇观”经常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到1966年，治疗血吸虫病开始由政府报销——看病，彻底免费！
（宣传科普血吸虫病）
并且，随着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的推广，治愈率大大提高，很多不愿意看病的人都蜂拥到当地医院。
看病贵与看病难的问题，也被完美解决。
功夫不负苦心人，八十年代，中国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然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驱蛊战争之外，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深意。
四、尾声：蛊病之外这不仅是一次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全国性卫生运动，更是中国应对疾病的态度缩影。
无论是中外学者，都曾侧目于五十年代中国防治血吸虫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正如他们所言，世界上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同中国一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抗击流行病运动。
高层决策，基层配合，处处环环相扣，这才有了全民的驱蛊战役。
（深入乡村治疗）
不仅如此，这场战役至今也还在延续。
在2005年，中国一共有将近八十万血吸虫病病人，政府每年拨款40亿人民币进行治疗。
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会议在2010年召开，李克强副总理发言，总结过往，展望未来，他提出：
未来政府还会为防治血吸虫病提供更多的资金。
（李克强出席）
对抗疾病是一场持久战，这同时是大国风范的一种无言传承。
时至今日，再读毛泽东的那首《送瘟神》，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豪情。
正所谓“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送瘟神》）
参考文献：1、（美）吴章，玛丽·布朗·布洛克编；蒋育红译.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在二十世纪的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12.
2、季伟苹主编. 上海中医药发展史略[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