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5日至6日，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和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两起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男子的案件。7日全国性的示威游行爆发，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也在晚间举行了近千人的抗议活动，当时有100名警察维持治安。达拉斯事件是本世纪美国发生的针对执法人员死伤最大的单一案件。集会人群中有二三十人公开携带了步枪和手枪，案犯枪响之后，敌我难辨，警方动用机器人杀死嫌犯，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我对纽约依然一无所知，我是置身在此地的疯子中间，还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中间。纽约令人感动得潸然泪下，愤怒得烈焰升腾。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纽约的雨》
《为奶和蜜而献的血》，斯科特·勒贝多作于2018年，史泰登岛Da Noi餐馆内。
纽约仲夏的傍晚，我斜跨在“达诺义”（Da Noi）餐馆的吧凳上等人。在很多有些戏谑的报道里，我都读到，那个叫斯科特·勒贝多（Scott LaBaido）的美国民间画家，是很有点特别的：“哥们就一直男，抽万宝路、喝马蒂尼、爱女人们。我就画星条旗，碍着谁了？那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作品，哥们我心里的蒙娜丽莎”。
勒贝多是第四代意大利裔美国人，这家意式家庭餐馆是他的据点，墙上挂着他的两幅画作，明码标价。其中一幅4500刀，美国国旗图案被六列新闻照片连缀起来，从独立战争、内战到一战、二战直至朝鲜战争和越战，题目比较抒情，《为奶和蜜而献的血》。几乎相同的画面、材质和手法，不能不让我想起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1945年画的《旗帜》，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攒动的人头之后，不露声色的，是艺术家酷酷的炫技之作；相比之下，勒贝多是有倾诉欲和情绪的。这个53岁的男人，驾着雪佛兰越野车，美国五十个州跑过画过好几遍。一幅巨无霸留在得克萨斯，2010年的7月4日，在休斯敦霍比机场旁的一家紧固件公司的屋顶，勒贝多献上了1.5万平方英尺的“昔日辉煌（old glory，美国人对国旗的昵称）” ，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国庆献礼让休斯敦热情满怀。
2018年7月16日本文作者与斯科特·勒贝多（左）留影。这辆越野车周身都被勒贝多涂上了星条旗，后窗上写有他的官网主页和“爱国艺术家斯科特·勒贝多”字样，车顶装置有他环游美国五十个州时收集的兽角和头骨等，后轮上部有他标志性的签名。
美国很多地方一如得克萨斯，国旗都是爱国主义和文化认同的象征，总归是高尚的，至少是安全的。但在纽约，情形微妙了起来。勒贝多画星条旗二十多年来，光岛上就有几百件幅墙画，他也因此小获声名，是“最知名的岛民”；但也备受争议，甚至十多次被拘捕，但让他最恼火的还是至今进不了纽约的正规画廊。
走进来的勒贝多，确实比较荷尔蒙，结实健硕，远远地伸出手来狠握了两下，但不是媒体里一惯见到的怒发冲冠的样子，并且拒绝了我为他点马蒂尼酒，“今天哥不在状态，我不喜欢自己这样忒干净地和人闲扯。还有，我的狗走了，花了3万还是永别了。”这个母亲和女友都是自由党人的共和党支持者，这个没有孩子把小狗当孩子的纽约人，莫不是有点寂寥了？
一条蓝色的裂痕 / The Thin Blue Line
握手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他右掌心里用碳水笔写着：22。“美国每天平均有22位老兵自杀。每天早晨我都写一次，提醒自己有多幸运，而这个数字又是多么可悲和可怕。我太理解这种压力了，这个国家和它的媒体热衷报道悲剧，却不屑于给我们时代的真英雄们三个字。”不难理解，为什么退伍老兵、现役警察和消防队员会是勒贝多的数百万捐款的主要受益人，也是他画国旗最多致敬的对象。但如此明确的表态在纽约会有向权力献媚的嫌疑，会因为与《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中类似反战、同情弱者等“政治正确”的观念相左而招致批评。
《细蓝线》，斯科特·勒贝多作于2016年，位于史泰登岛奥提斯大道257-317号外墙。
2016年7月5日至6日，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和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两起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男子的案件。7日全国性的示威游行爆发，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也在晚间举行了近千人的抗议活动，当时有100名警察维持治安。在示威进行中退伍军人黑人迈卡·约翰逊（Micah X. Johnson）向白人警察开枪，造成5名警官死亡，后被遥控炸弹机器人炸死。
勒贝多可以想见的旗帜鲜明，反应迅捷而直观。2016年7月10日他在史泰登岛闹市中心，绘制了一幅巨大的《细蓝线（the thin blue line）》，倒置的旗帜上旋转的线条代表着连绵不绝的泪水。中间深蓝色的“细蓝线”相当醒目——“细蓝线”原是执法用语，象征性地表明执法是在秩序与失范之间、犯罪与受害之间的壁垒；后来常被警察用来自指或者表达对警察的支持，成为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视觉代号。23日勒贝多在去50个州环游的路上发布脸书，征集在达拉斯可用于作画的墙面并得到积极回应，30日就完成了一幅更大的作品，8月1日晚当地警察开着警车列队，在蓝色国旗的墙画前点燃了蜡烛——“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
“警察的命也是命”是“细蓝线”的旗语，是用2014年被一名黑人惯犯枪杀的两名无辜纽约警察的命（其中一位是华裔警官李文健）换来的，套用了2013年发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口号。但是在纽约，这样公开的表达是要担风险的，因而勒贝多的墙画甚至有些悲壮的意味。难道不是所有的命都是命吗？一项抗议美国司法中的种族歧视和执法过度的运动，演化成这样的对立，让人怎不唏嘘？
达拉斯事件是本世纪美国发生的针对执法人员死伤最大的单一案件。集会人群中有二三十人公开携带了步枪和手枪，案犯枪响之后，敌我难辨，警方动用机器人杀死嫌犯，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德州当年早些时候公开持枪刚刚合法化，合法持枪的州升至45个；年中即遭遇惨案，“公民的持枪权利”成为民权民主的吊诡辩题。翻阅当年的报纸，可在11日的《纽约时报》上找到时任总统奥巴马的悼词，“疯狂的暴力和种族的仇恨”暴露了“美国民主的断层线”，但“我们并没有所见的如此撕裂”（新闻标题）。这说法太修辞了，既然裂痕已然看得见，又如何佯装亲密无间呢？鲍勃·迪伦（Bob Dylan）唱了五十多年：“答案在风中飘摇，答案在风中飘摇。多少人死后人们才能知道，无数的性命已抛？”
不要踩着我 / Don’t treat on me
车停在纽约布鲁克林高架线下的巨大阴影里，街对面，塔吊和砂砾堆生硬地袒露在盛夏的烈日里。前面是纽约孟加拉国穆斯林清真寺，门外聚着一群套着素色袍子的男女在叙谈，数名哈西迪犹太教徒穿着棉袍戴着厚圆毛帽低头急行。我略略有些时空恍惚，好在几个塞着耳机绷紧着细腿裤的白人青年，盯着手机像越过路障一般越过了我；而让我确知是在当下的纽约和纽约的当下的，却是面前的墙画《不要踩着我（Don’t treat on me）》。
《不要踩着我》，斯科特·勒贝多约在2010年首绘，2012年修复，2016年后再遭涂鸦。位于布鲁克林区麦克唐纳德大道677号亚麻仓库外墙。
真蒂莱（Gentile）先生有一处亚麻仓库，也许是觉得这个街区太过老旧沉闷了，他请勒贝多在外墙上画了星条旗，差不多12米长7米高。2012年5月14日凌晨1点，监控显示一名穿着套头衫的年轻人在国旗上喷上了黑字：“爱国主义让我生病（Patriotism Makes Me Sick）”，汉语真还想不出这种说法（估计连这样的念头也从未闪现过），硬要解释，倒是可以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一看到爱国主义，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布鲁克林日报》23日发了配图新闻，下面的跟帖纷杂，大致两派：反对派说“这该不是占领华尔街的那帮家伙派出的游击队吧？他们太热衷反对国家了。那些‘白左’怎么就那么讨厌祖国非要搞什么全球化呢？”支持者也义正言辞：“这个涂鸦干得好！他‘破坏’什么了？我的国满世界地轰炸妇孺，屠杀平民，屁民还在允许政府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这样的荒唐大单，这就‘爱国主义’了？”
在纽约，“爱国主义”的确是个有争议的词语。比如纽约是美国众多的“避难所（Sanctuary）”之一，所谓避难所，是指这些州、县、市制定了本辖区的法律或法规，阻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针对嫌疑人员的任何执法。认为“非法移民是个非人道的概念”、“国境线的存在是不合理的”、“移民是人身自由的天赋人权”的纽约客，在这个观念激荡的大都市里不乏其人。既然地理的国界线是荒谬的，那么思想中的爱国主义自然就是愚昧了。
然而，也有纽约百姓比如仓库老板，他的爱国几乎是本能的；也有勒贝多这样觉得爱国是责任和义务的“斗士”。污损他的国旗激怒了他，2周以后，勒贝多在墙画的左上角添上“不要踩着我”，在右上角加上了进攻中露出毒牙的巨型响尾蛇。这两笔颇有来处：“不要踩着我”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格言，它压在一条盘曲着准备袭击的响尾蛇身下，印在正黄色的旗帜上，那是以加兹登（Gadsden）将军的名字命名的美国最早的军旗。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响尾蛇还是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它的身下又被人涂上了黑字，从所写的“卡佩尼克（Kaepernick）”推断，应该出现在2016年后。卡佩尼克是现年31岁的橄榄球运动员。他在2016赛季的第三场季前赛前演奏国歌《星条旗》时，被发现没有站立致敬；第四场他改为跪下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坐着：“我不会起立向一面压迫黑人和有色人种的旗帜敬礼。”需要说明的是，卡佩尼克本人的生母是白人，生父是黑人，他从小被一对白人夫妇领养长大，卡佩尼克就是养父的姓氏。对卡佩尼克发起的“国歌抗议活动”，评价高度分化：2018年大赦国际组织授予他“良心大使奖” ，更多的橄榄球星开始效仿他，号衫热销；而同时，看到效仿者跪下和举起拳头，有观众离开赛场，电视直播的收视率下滑，包括勒贝多倡议的针对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抵制活动激增。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在各种讲法、说辞、组织和运动的人间风暴里，连不少美国人都惊觉，对这面旗帜公开的明确的憎恨开始流行了；而宣泄着同样炽烈的爱与恨的，也都是美国人民。
第四十五任美国总统（POTUS 45）
在欧美国家，教育水平较高、生活在大城市的优渥青年多少都有些理想主义，比较容易认同全球主义乃至向往社会主义；而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主流媒体又乐于将其立场过度投射，以致舆论虚幻高蹈；而对很多老百姓而言，自家的柴米油盐和自己国家的事情才更关痛痒。纽约作为美国的教育文化之都，理所当然是蓝色（代表民主党）的大本营，有趣的是，史泰登岛却是一块红色（代表共和党）飞地，满大街的星条旗就是纽约别处看不到的景致。
《第四十五任美国总统》，位于史泰登岛哈里斯大道665号。斯科特·勒贝多（右）在2018年8月6日该艺术装置揭幕时与本文作者留影。
8月里，因为勒贝多，我接受了一次美国人民的“再教育”。6日下午我突然收到勒贝多的电邮，“快来，6点半我要搞个艺术装置，你一定会更感兴趣的！”等我赶到这个以白人工人阶层为主的街区时，一个差不多7米高的特朗普画像已经被竖起来了，他环抱双臂，T恤上写着“第四十五任美国总统”，勒贝多标志性的国旗图案赫然勾勒出“2020”字样。“这就是哥的意思，他必须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勒贝多的这种做派很多人看不惯，里士满历史古镇博物馆的哈里馆员就当面对我说：“他的政治表达走得太远了，画也算不上艺术，走过路过心不跳。”不过，这边的邻居似乎心跳了，都赶来帮忙，两位光着膀子赤着脚从泳池边跑过来，“我觉得还应该再大些，太酷了。”“他是啥党我不管，反正他的推特我都看得懂，不像那些家伙尽玩虚活儿。”一问，一个是开垃圾车的清洁工，一个是修下水道的。
一名中年白人戴着海军帽从对街走过来，“失业率是不是降低了嘛？我才不管他们要造多少种厕所呢？我只管我要付多少种账单！我就是愿意‘让美国更强大’。”他指着特朗普脚下小丑式的人像，“这丫脑子被打坏了吧？”出演拳击题材的《愤怒的公牛》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唐纳德·德尼罗（Robert De Niro），在6月美国戏剧界托尼奖颁奖典礼上，高举双拳，“现在不是要打倒特朗普，而是要操他妈的。”后半句的粗口被他重复两遍，不少同行起立欢呼。老实说，在看电视新闻时我是有难以名状的尴尬的。
勒贝多和德尼罗以及我遇到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和践行者。一众德尼罗式的美国精英和主流媒体把特朗普说成是美国所有不幸的罪魁祸首，我一直就颇为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本然的事实可能就是，美国种种的衰败以及非理性的争斗，促成了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与其说是勒贝多们选了特朗普，不如说是特朗普加入了他们；你再去问问纽约的白领和公务员，有多少人投票给了特朗普却说是投了希拉里，就会明白这座城里有多少同样确凿的虚伪与需求、主张与猥琐、激情与撕裂。
最近正巧读到同校政治系刘擎教授的新作，请允许我抄录在这里：“有人想消除身份政治来建构公民政治的共识，有人想避开民族主义来重申世界主义，这些思路用心良苦，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能事与愿违，不是化解分歧而是加深了裂痕”。
斯科特·勒贝多作于2008年（约），位于史泰登岛格里夫斯巷道145号铁路沿线。
你看星条旗是不是还在飘扬？ O s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
修车对阿方斯·达利亚（Alphonse D’ Elia）而言，爱好多于生意。这个第三代意大利裔美国人，高中一放学就跑到修车行兼加油站做帮工，等老板退休，他索性把铺子盘了下来，一晃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十年前，他叫勒贝多在车行的后墙上画上了国旗，那是这个信誉极佳的车行仅有的固定墙面，因为靠着铁轨，来修车和加油的人其实完全看不见它，“管他呢，我就是喜欢。”他的弟弟汤姆在不远处看管着一家洗车铺，8月里，阿方斯又给勒贝多打电话，“来，再给画一个。都画上，多少钱我无所谓。”我去一看，哇，因为装有自动喷淋洗刷系统，那面墙足有五十米长，酬金相当于中学老师一个月的薪水！“管他呢，我就是喜欢。”勒贝多在墙上画好虚线，夏雨断续，等到天晴，他站在扶梯上刷子滚筒轮番上，干了两三天，汤姆时不时跑出来：“你想喝个啥？”
2018年8月9日，斯科特·勒贝多（中）在史泰登岛阿姆斯特朗大道522号阿姆斯特朗洗车行创作墙画中，左为洗车行经理托马斯·达利亚（Thomas D’ Elia），右为本文作者。
阿方斯热情直爽，邀我到办公室喝杯咖啡，“不是冒犯你哈，咱美国人的加油站都有这标配”，我一看，墙上两大件：壳牌石油的大壁钟和大幅的裸女挂历，还有他儿子毕业时送给他的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插图画《离家而去》，怀旧、热辣、美国！“你问我为啥画那些个国旗？我就是喜欢。你喜欢干啥就干啥，不喜欢别人也拿你没辙，这就是美国！那愣头青就愿意画个旗子，也能活得杠杠的。”始终闯不进纽约主流文化圈的勒贝多，在平民百姓里倒是很有人缘。
史泰登岛的东南海岸有一座洛雷托山，一百多年前，德拉古戈尔（John Drumgoogle）神父在那里创建了纽约最大的孤儿院兼农场，现在仍是史泰登岛天主教慈善会的所在地。旷辽的原野中间是当年《教父》的拍摄地圣约阿希姆和圣安妮（Saint Joachim-Saint Ann）教堂，当我转到后山时，发现了一个标准集装箱，一眼就认得出上面的星条旗是勒贝多的手迹。后来问到他，说是2012年10月，桑迪飓风掀着5米多高的浪头肆掠史泰登岛，岛上遇难者人数超过纽约遇难总人数的一半。慈善会当即募集救援食品和衣物，装在那个集装箱里运往受灾社区，“我是个艺术家，我得做点儿啥，我给风雨中的人们画了阳光下的国旗。” 最是柔情催人泪，洛雷托山像泊在拉里坦湾里的古早驳船，教堂的尖顶是它高耸的桅杆，完成了使命的集装箱披着旌旗，静卧在荒草丛中，仿佛压舱石一般。
斯科特·勒贝多2012年绘于集装箱上，现位于史泰登岛洛雷托山天主教慈善会营地。
这些天我总会想，勒贝多为什么要那么纠结于进不进得到纽约的画廊呢？他的星条旗在屋顶，在街道，在风雨里，在阳光下，与街坊邻居在一起，与生活的故事在一起。画廊本就不是民间艺术生长出生命的地方，而纽约本身也并不只有一种生命。纽约不只有《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美国也不只有纽约，尽管它们很多时候代表着美国。
只要走进平民百姓，你就会察觉，美国其实有很多人朴素地喜爱着他们的国旗。在阿迪朗达克山区的一家农家乐，收银台上挂着星条旗，旁边写着：“我们的旗帜是自由与解放的标志”。人身自由与思想解放，作为意志的旗帜，自然是人人都心向往之；但它们的具体含义，每个人的理解未必相同，实现它们的路途也可能南辕北辙。在这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度，人们为之有过论辩与征伐，有过实验与牺牲，直至当下的很多时候我都会感到，尽管是在相同的旗帜下，美国不同社群之间仍旧有着痛彻的撕裂乃至残酷的斗争，但这也是新大陆奉献给人类历史的值得珍视的教训与经验；而这样的实践仍然道阻且长，一如美国国歌的结尾一再问到的：“在这自由的国度、勇士的故乡，你看那星条旗是不是还在飘扬？”
作者注：本文图片拍摄于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9月6日调研期间，版权所有。斯蒂芬·加利拉（Stephen Gallira）先生多有帮助，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