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要求各地汇报工作。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第二份通知，主要明确了有表决权的14位代表名单，分配了代表名额，确定了大会议案。两份通知署名均为“钟英”，这两字即为中央的谐音。由于组织工作困难重重，原定于1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拖延至1925年1月11日。由此可知，广吉里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已存在。至此，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确认为东宝兴路广吉里。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建筑外立面上，一个个拱形门楣下悬挂着12块带有上海红色里弄名称的铭牌，包括树德里、渔阳里、广吉里等。这些镌刻着红色基因的名字，牵系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根脉。一座座石库门建筑，遍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交织成久久回响的红色旋律，凝聚成汹涌澎湃的红色力量，融入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血脉。
2012年9月，中共四大纪念馆建成开放，纪念馆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1468号，建筑面积3180平方米。2021年5月31日，中共四大纪念馆完成布展提升工程，建成了上海首个国旗教育展示厅，新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墙连廊、红色足迹年轮大道等，完整再现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的生动场景。
“广吉里”，这个里弄名曾在历史长河中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经过工作人员的考证研究，最终被确认为中共四大会址所处里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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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序幕。然而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为进一步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四大。
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要求各地汇报工作。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第二份通知，主要明确了有表决权的14位代表名单，分配了代表名额，确定了大会议案。两份通知署名均为“钟英”，这两字即为中央的谐音。由于组织工作困难重重，原定于1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拖延至192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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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会场设在何处呢?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找到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中的一栋石库门房子。为了会议安全，他还将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会场内有黑板、讲台和课桌椅，每位代表还有英文课本。参会的高鼻深目的维经斯基则装扮成“外教”。楼下还找了一位女工放哨，一旦有情况，就让她拉响楼梯口的响铃，楼上的代表们就赶紧收起文件，拿出英文课本，佯装补课学习的样子。就这样，中共四大在秘密的“补习班”氛围中拉开帷幕。
中共四大通过了14个文件，包括11份议决案、2个宣言和1个党章修正案，并在中共历史上创造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第一次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四大的召开，不仅有力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也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宣传性的政治小团体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有三次在上海石库门里召开，中共一大会址里弄名为树德里，中共二大会址里弄名为辅德里。但是，由于中共四大会址毁于1932年日军炮火，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址确切的召开地点一直是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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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会址考证工作被提上日程，1984年，担任中共四大记录和向导的郑超麟在调查人员的陪同下，实地寻访了当年的会址。经现场查看和考证研究，1987年11月，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被确认四大会址遗址，并由上海市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市文管委在遗址处勒石纪念。
会址确认后，所处里弄却长期无法确定。几经周折，调查人员找到了1929年6月出版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图》。根据地图，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置对应的里弄是广吉里。同时结合申报数据库的史料，可以佐证“广吉里”相关条目最早出现于1914年，其中1924年、1925年期间条目出现频次较高。由此可知，广吉里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已存在。至此，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确认为东宝兴路广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