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接班，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当场开枪将杨宇霆、常荫槐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是奉系军阀的元老级人物，素得张作霖信赖。然而，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担任东北军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随后，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接班，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
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邀请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谈事。杨宇霆、常荫槐刚落座，张学良预先安排的卫士就冲上去，称“奉长官命令，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当场开枪将杨宇霆、常荫槐处决。
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来头不小，堪称奉系军阀的重量级人物。杨宇霆是张作霖的首席军师，手握重兵，身兼要职。常荫槐也是东北政界大佬，还做过交通部代理总长，黑龙江省长一职更是封疆大吏，权倾一时。张学良主政东北仅半年，正是需要拉拢人才之际，为何就将这两位奉系军阀的重量级人物同时处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自己找死。
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是奉系军阀的元老级人物，素得张作霖信赖。正因为此，他们也就养成了除了张作霖，谁也不服的专横作风。张作霖死后，他们根本就不把张学良看在眼里。杨宇霆不服从张学良的工作安排，不尊敬张学良这个新上任的领导。常荫槐则对张学良阳奉阴违，一度写信给蒋介石，称“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天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是我即可。”
轻视领导，不尊重领导，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可能分分钟带来杀身之祸。
然而，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张学良在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之后，曾对外宣传他们七大罪状，分别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党，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
这七大罪状中，除了“阻挠和议”、“把持庶政”这两条能够成立外，其余均属于欲加之罪。杨宇霆和常荫槐关系虽好，但并未勾结任何人，至于“勾结共党”“颠覆国府”更是无稽之谈。“侵款渎职”则更是毫无根据。杨宇霆死后，张学良派人到他家去清点家产，只有区区60万元，还是数十年的积累而成。在聚敛家产成风的军阀时代，这简直就是“清官”啊。
而且，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事前，张学良也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张学良用这种几近于“暗杀”的方式，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是相当草率的，让许多奉系军阀元老级人物心寒。
现在来看，张学良之所以匆忙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与日本人的挑拨离间有很大关系。
早在张作霖去世之时，日本军界高层前来吊唁。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就告诉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担任东北军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日本外交官林权助则说得较为含蓄，他:“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张学良听了这段话，特意买来日本《东洋史》，得知日本大军阀丰臣秀吉死后，儿子丰臣秀赖继承了大权。可丰臣秀赖的岳父德川家康却发动政变，逼死了女婿，篡夺了大权，建立了德川幕府。
张学良看到此，自然心惊胆颤，还在书上作了朱笔圈点。
我们相信，到了这里，张学良已经有了杀掉杨宇霆、常荫槐二人的想法。
及至后来，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自己作死，屡屡冒犯张学良，一意孤行地要张学良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甚至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只不过是给了张学良一个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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