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陈明霞在内,今年12月4日,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一审分别认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等3项罪名,获刑3至8年不等。政法机关立即查处,并对“蝶贝蕾”组织再次彻查,这4名被告人,就是此次彻查中被发现的。当年12月,廊坊中院一审判决多名传销人员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分获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5年不等。河北高院此后维持原判。这引起了安次区有关部门的关
安次区公安干警“打传”现场。贾连斌/供图
梦碎“蝶贝蕾”
在江西一所师范院校,陈明霞学的是心理学。原本她的人生规划是:当老师,结婚,生子。
一切被一次“旅游”打断了。2014年,一名同乡好友邀请陈明霞到北京游玩,但当路过距北京还有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时,好友却说已到北京郊区了。下车之后,她被带到一处农家院,从此一个名叫“蝶贝蕾”的传销组织闯入了她的生活,她后来则成为该组织的高层领导。
“为什么当初她要叫我来,为什么要把我骗进去?”刚到而立之年的陈明霞哭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直到现在,自己都没到北京看过。
包括陈明霞在内,今年12月4日,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一审分别认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等3项罪名,获刑3至8年不等。
4名被告人案发,是由2017年的一起命案牵出的。彼时,一名邱姓大学生误入“蝶贝蕾”传销组织,在传销组织窝点,他被其他成员强制灌水之后死亡。政法机关立即查处,并对“蝶贝蕾”组织再次彻查,这4名被告人,就是此次彻查中被发现的。
在安次区多名受访干警看来,由于证据认定困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过去10年几无适用,算是“沉睡”的罪名,此番当地改进工作方法,准确适用了法律,或是打击传销的一次突破。
“杀熟”的非法生意
在传销组织的“领导层”里,26岁的潘明明是个“异类”:大多数人是江西老乡,只有他来自江苏。这让他在分配体系中多少有些吃亏。
作为国内“老牌”的传销组织,“蝶贝蕾”始于2005年,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分布。传销人员需要购买或让他人购买其实并不存在的“化妆品”,才能提升自己的等级,并且,拉来的下线越多,自己计酬、返利的比例也越多。
“发财梦”看似很美,但在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传销名单中,“蝶贝蕾”榜上有名。
安次区经侦大队办案民警肖遥介绍,安次区的“蝶贝蕾”传销组织,等级从低至高分别为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潘明明属于代理员,是组织中的“二级头目”,算是高层了。
“蝶贝蕾”的“化妆品”单价2900元,所有收入最终都会汇入“一级头目”代理商手中。之后,“一级头目”决定“二级头目”分得多少钱,以此类推。这意味着,与上级关系越亲,到手的钱可能越多,甚至,如果不是老乡,都可能没机会当“领导”。
不仅如此,吸纳新人也常从老乡、同学等熟人下手。民警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举例,同为“二级头目”的吴百有就是另一名涉案“一级头目”的老乡,更是高中校友。
每个人进入传销组织的缘由各不相同。记者梳理发现,这些缘由主要包括恋爱、旅游、求职三种。与陈明霞一样,吴百有误入传销的起因也是受邀旅游。
1989年出生的吴百有本科毕业,身材消瘦。原先他在外地打工,2016年下半年在应邀赴京游玩的路上,一名老乡称廊坊距北京较近,便说服他先在廊坊歇一晚。之后他被带到了位于安次区杨税务乡的一处出租农家院。
农家院是传销组织最小的单位,通常称作“家”或者“寝室”。慢慢地,吴百有升为寝室长,跻身传销组织的“三级头目”,随后成了管理多个寝室长的“二级头目”。这个级别的代价,是他投入了大量金钱。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总结说,不少传销组织成员“来的时候都是受害人”,但有的受害了想逃离,有的却加入并在组织里发展到了一定级别。
新人想逃离组织其实很难。肖遥分析,这些农家院位于郊区或城中村,一般而言,外来打工人员较多,四周是流动的出租屋、郊区、工业区,附近没有公交车,“一旦进入,新成员很难从窝点里逃跑,跑了也很容易被抓回来”。
多名政法干警透露,误入此地的年轻人,主要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有的来自北京、陕西等地著名高校。
吃馒头要说在吃鲍鱼
在“蝶贝蕾”传销组织里,年轻人会经历什么?多名办案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组织里的第一课是“洗脑”。
一名办案人员说,新人先会被要求在“课堂”上朗读成功学书籍,甚至背诵上课内容。下课后,新成员回到寝室,而寝室里通常除了他之外几乎全是被洗脑成功的老成员,“老成员会‘监督’新成员的洗脑程度,等到新成员‘思想稳定’了,守规矩了,才能让他与其他新成员住在一起”。
寝室通常是15~30人,男女混住,条件艰苦。普通成员通常躺在塑料泡沫板上,有时,挑着凌晨或晚上,他们还要抱着“床铺”到庄稼地里睡觉,去树林、野地上课。组织里把这种行动叫“拉练”。
由于出行“昼伏夜出”,过去一段时间,很少有村民留意过这批年轻人的存在。
“发财发财发财”这样重复的口号成为生活常态,甚至,连吃饭喝水也与发财联系在了一起。
令办案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有传销成员反映,他们喝的明明是白开水,却被要求大声说自己喝的是五粮液,明明在吃馒头,上级却要求他们认为自己在吃燕窝鲍鱼。
“大家关系挺‘融洽’的。”吴百有对记者说,农家院里多是老乡,总有人找他聊天。陈明霞也看到,这里一群年轻人一起玩,每个人都特别有激情,因而她也未过多防备。
若有不服气的,有的成员则会被热水烫、用打火机烧,或遭到各种方式的殴打。
反侦查手段在进入组织的那一刻已经用上了。安次区一名民警透露,只要被骗入农家院,每人的手机、身份证都将被没收,“上级”规定不能告诉别人真名,相互之间只能称呼化名。
同时,每半个月左右,传销组织会将每个农家院的人员调整,加速人员流动,确保同一寝室的人相互难以熟悉。
银行卡也被动了手脚,前述民警说,有的“头目”会随机选择数名成员,让其告诉银行密码,之后这些卡被用于传销人员购买产品、相互转账。
这些方法流传于各地,不用再重新“发明”。办案人员说,此次抓获的一名女生,个子娇小,一脸单纯,但却是传销组织一名最高等级的“一级头目”。
不少成员都试图提升自己的等级。按照“蝶贝蕾”的规定,“一级头目”不是固定的,一旦下线达到一定的“业绩”,新的“一级头目”就诞生了。而当熬到“一级头目”,便可不在廊坊生活,只需要通过网络、电话作一些决策,比如洗脑、收入方式或窝点选址。
相较而言,“二级头目”必须在廊坊生活,更低层级的“三级头目”需要时刻监督低层传销人员,经常去各农家院转转。
捞回成本,赚钱,甚至实现“自我价值”——这成为不少人深陷传销的理由。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其实,不少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多名嫌疑人谈到了一个普遍心态:不甘心动辄十几万元打了水漂,“而唯一捞回钱的方法,是投入更多钱,发展更多下线,慢慢在组织里成为领导,赚其他人的钱”。
以往极少认定的罪名
“蝶贝蕾”传销组织2017年3月发生的一桩刑事案件,加速了它的覆灭。
彼时,1993年出生的大学生邱某被同学以求职的名义骗入了“蝶贝蕾”窝点。在安次区杨税务乡和平村的一处出租院里,传销成员要求邱某入伙,邱某始终不从。
多名传销人员随后往邱某嘴里灌水,几碗水下去,邱某一动不动了。法医鉴定,邱某系生前颈部受扼压及异物(胃内容物)吸入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当年12月,廊坊中院一审判决多名传销人员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分获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5年不等。河北高院此后维持原判。
而在天津,大学生李文星2017年7月因误入“蝶贝蕾”而意外死亡的事件,亦引起舆论关注。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经过梳理发现,实际上,2013年开始,辖区内陆续有“蝶贝蕾”的相关案件出现,常见涉嫌罪名是非法拘禁、抢劫等,模式及组织架构十分固定,甚至,一些案件中的名字,在另一个案件里也出现过。
这引起了安次区有关部门的关注。随后,他们汇总了与“蝶贝蕾”有关的所有行政违法、刑事案件资料,试图梳理每名传销人员之间的联系,最终掌握了三级以上传销头目的大致脉络图。
被告人山斌林最先出现在政法部门的脉络图上。在大学生邱某死亡案件中,一名罪犯供述称,自己是“三级头目”山斌林的下线。从山斌林入手,办案民警陆续又发现了吴百有、潘明明等人。
“一个‘二级头目’不知道上线的真名,一段时间案件僵持住了,后来,我们在他的支付软件上找到了线索。”该民警说,他发现,一条支付记录上的数字是2900的倍数。
敏感的民警顺藤摸瓜,果然,对方是以往传销案件中难以查获的“一级头目”。
嫌疑人陆续归案。陈明霞那时已离开组织,回到正常生活,而有的人在邱某死亡之后躲到外地避风头,见到廊坊民警,反而舒了一口气:“你们终于来了。”
办案检察官对记者分析,与以往案件的显著不同,在于此次案件起诉罪名包括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按照法律规定,这个罪名要求嫌疑人至少是“三级头目”,且组织包含30名以上的成员。
“怎么证明有30名以上的成员?得有相关证人证言,并且能和相关书证等证据形成证据链。”检察官表示,但是,一些传销成员反侦查能力强,而且人员流动大,有时很难确认彼此真实身份。一旦出事,他们常会先躲到小树林,这给取证、讯问都带来困难。
检察官说,这次,安次区相关部门工作力度很大,最后以涉嫌该罪起诉,“确实是一个突破”。
多部门综合治理
2018年12月4日,安次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山斌林、吴百有、潘明明、陈明霞于2014年年初至2017年3月在安次区杨税务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3项罪名。
其中,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4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定罪方面均无异议,陈明霞等人的律师则提出当事人有受人引诱欺骗、已脱离组织等情节,建议量刑时予以考虑。
该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磊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往传销案件的被告人多是组织的低层人员,多构成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等,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高级别成员很少,而该案的证据达到了相关定罪标准。
案件一审告一段落,不过,在安次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看来,这离最理想的局面仍差“最后一公里”。
为了解救受骗大学生,这名负责人曾亲赴“打传”前线。他与受骗者谈了一晚上,第二天,一部分大学生才联系了家里,有的则推称老家村里没电话,“本来最理想的局面,是解救时所有人都能有家里联系他们,把他们接回家”。
最终,家里能接的毕业生,接回去了;不能接的,受骗者自己买票回家了;实在没钱,安次区打击传销办公室先出钱买了车票,再把时间、车次告诉对方家里。
一些受骗大学生不愿回家的理由,令人唏嘘:有的人沉沦于男女混住,不愿回归正常生活;有的人家境贫寒,2900元对其分量很重,总是不甘心;有的人做着发财梦,想继续坑害别人。前述负责人将此问题总结为“打而不散,遣而不返”。
每当这时,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传中队队长武斌常跟受骗者谈心,“我跟他们说,你去打工,能赚三四千元,你在这待一个月,反而要掏钱,吃的还很脏,十几个人住一个屋子,甚至不让你出去。如果正常打工,肯定不会被限制自由”。
“人不可能一夜暴富。”武斌说,谈心基本是“一对一”进行,否则人一多,受骗者就可能听不进去。一个窝点十几人,有时上午解救,要到下午或晚上才能挨个谈完。
今年的情况已好了不少。多名受访人士回忆,过去,一些受骗者认为解救人员是“砸了他的生意”,甚至说解救人员才是骗子,有的受骗者则嘴上说不做了,也看着他上火车了,但半路却又折返回来。
事实上,面对传销,安次区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局长王玉江介绍,该区抽调了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力量,成立了一只专门的打传队伍,并组织小区、村庄进行反传销的大量宣传。
“宣传了群众就知道,传销人员和普通人有不一样的举动。线索也会及时告诉相关部门。”武斌分析,比如,多是群居,一个屋子住十几个人,而当地普通租房通常是一两人或一家人住;和人聊天说话,喜欢介绍所谓产品,眼神和举动也与常人不同。
保护年轻人更成了十分要紧的事情。安次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安次区辖区集中了廊坊市多所高校,为此,他们组织大量人力进高校宣传,提示毕业生莫误入传销,把预防针打在学生走出校门之前。
本报河北廊坊12月4日电
来源：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