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整流电子管和功放电子管要承受35伏到50伏的灯丝电压，从而大大减少这两种电子管的使用寿命。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国民党军向天津厂派出了驻厂专员，并以征用、改组为军火单位的名义逼迫工厂沿海路南迁。此时，身在上海的“中央”无线电公司负责人马师亮冒着生命危险拒绝赴台，并抵制天津厂的撤台计划。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天，天津厂也被接管，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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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收音机博物馆】
提到收音机，大家可能觉得司空见惯，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收音机可是一种价格极其昂贵的电子产品，即使花上一二两黄金也只能购得其中的中低端机型，因此家里是否有收音机又成了当时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子工业取代了传统的重工业，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新支柱，而收音机工业又是当时电子工业中的主体。至于RCA、飞歌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收音机品牌更是代表了当时世界电子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值得骄傲的是，RCA、飞歌这两个品牌的收音机也曾在天津进行过组装，彰显了天津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实力。
【“中央”无线电公司天津厂装配的飞歌牌806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作为无线电心脏的电子管，中国当时还不能独立制造，其他的无线电元件也大多依赖进口，因此中国的收音机制造当时就只能建立在对国外产品组装的基础上，而且产业分布也都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天津、南京这三大城市中。天津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也是中国近现代收音机工业以及电子工业的中心。天津的民族收音机工业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伪时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而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辉煌。
【“中央”无线电公司天津厂装配的飞歌牌2806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将“中央”无线电公司重庆分厂整体迁入天津，并将原日伪升恒机器厂改建为“中央”无线电公司天津厂（简称“天津厂”），同时将东京芝甫株式会社天津厂也一并纳入。原重庆分厂厂长马师亮（1904—1980）任天津厂第一任厂长。马师亮193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2年赴美留学，四年后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20世纪40年代，马师亮开始研究无线电技术，成为了中国无线电工业重要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马师亮调任上海“中央”无线电公司总经理，天津厂厂长则由蒋葆增担任。
【“中央”无线电公司天津厂装配的RCA牌56X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建成初期的天津厂以军用无线电器材制配为主，后因美国军用无线电整机的倾销导致开工不足而不得不转向民用收音机的生产。天津厂开始引进美国著名品牌RCA和飞歌的成套零部件进行组装生产。其主要产品包括RCA牌56X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飞歌牌806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以及飞歌牌2806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超外差式技术是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第二代电路技术，相对于第一代电路技术的再生式收音机而言，它不仅增加了短波功能，而且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接收距离远、信号清晰、音质好、用电安全、对外干扰小等诸多优势，只是它们的售价要远远高过再生式收音机。
【“中央”无线电公司天津厂飞歌牌806型收音机的生产线】
飞歌牌806型收音机是天津厂生产数量最多的产品，至天津解放前夕，总共生产了4885台。这款收音机的天津厂生产线共有40个工位，厂内实行高定额计件工资制度，规定每三分钟装配一台收音机。这样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飞歌牌806型收音机最大的技术特点就是没有电源变压器。电源变压器是一种软磁性电子元件，起到功率传送、电压变换和绝缘隔离的作用，绝大多数的电子产品都会使用。而飞歌牌806型收音机之所以不用，是因为电源变压器需要使用矽钢片，而矽钢片在当时由于技术不过关而造价昂贵，因此设计者去掉了电源变压器以大幅降低成本。
【天津厂装配的飞歌牌806型收音机的内部构造】
为了替代电源变压器，飞歌牌806型收音机的设计者采用了在电路上串联灯丝的方法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过，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整流电子管和功放电子管要承受35伏到50伏的灯丝电压，从而大大减少这两种电子管的使用寿命。在实际使用中，每隔一两年就要更换电子管的做法给中国用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由于这两种美国制的电子管与别国的不能通用，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又封锁了对中国的电子管出口，因此飞歌牌806型收音机很快就因为无管可换而被淘汰了。上图为飞歌牌806型收音机的内部构造。底盘上元件分布从左向右依次为：双联可变电容器（后为变频电子管）、中频震荡电子管、中频变压器（其后方形元件为输出变压器，输出变压器后为励磁扬声器）、电压放大电子管、整流电子管（后为功率放大电子管）、电阻降压器。
【天津厂装配的RCA牌56X型收音机内部的电源变压器】
天津厂装配的飞歌牌2806型收音机在推向市场时被称为“技术合作，最新出品”，但它的内部结构和飞歌牌806型收音机基本一样，或者说2806型就是给806型收音机换了一个国产的木质外壳。说它是最新产品，不过是一种营销手段罢了。天津厂装配的美国RCA牌56X型收音机则采用了设置电源变压器的通常作法，电路设计为并联灯丝。这样的产品成本较高、售价较贵，令当时的国内消费者难以接受，因此它的产量很小，以至于在很多资料上都查不到它的存在。从现存的实物来看，RCA牌56X型收音机有两个版本，一种是英文读盘，另一种是中文读盘。不过两者的区别仅此而已，其他部件则完全一样。
【天津厂装配的RCA牌56X型收音机的内部构造】
上图是天津厂装配的RCA牌56X型收音机的内部构造。底盘上元件的分布从左向右依次为：整流电子管（后为线圈）、功放电子管（后为双联可变电容器）、电力放大电子管、中周变压器、中频电子管（后面依次是输出变压器和励磁扬声器）、中周变压器、变频电子管（后为电源变压器）。美国RCA公司是世界无线电工业的领军者，它不仅制造收音机整机，而且生产收音机元器件。天津厂装配的56X型收音机的关键设备——电子管，都是由RCA公司生产的，上面均印有RCA的英文标志。相比之下，美国飞歌公司只能略逊一筹，天津厂装配的806型收音机的电子管就不是飞歌公司自己生产的。
【RCA牌56X型收音机底盘上“‘中央’无线电公司天津厂装制”的标志】
1948年5月，“中央”无线电公司天津厂的职工人数达到了478人；到天津解放前夕，又发展到了570人，其中技术和管理人员126人，工人444人。天津厂十分重视对模具工和装配工的教育培训工作。新工人采用半天上课、半天实习的方法，经过三到六个月的培训就可以转为正式工。1948年，眼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政府加紧了撤逃台湾的行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央”无线电公司自然被列入了重点撤台企业的名录中。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国民党军向天津厂派出了驻厂专员，并以征用、改组为军火单位的名义逼迫工厂沿海路南迁。此时，身在上海的“中央”无线电公司负责人马师亮冒着生命危险拒绝赴台，并抵制天津厂的撤台计划。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天，天津厂也被接管，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美国原产飞歌牌48-250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1949年2月，天津厂恢复生产，并于同年7月更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二制造厂”，1953年3月又更名为“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到今天则是位于河北区新大路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曾经的天津厂厂长马师亮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教授，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出版《超高频功率测量》《电抗调频的数学分析和设计》等著作。1951年，马师亮在南开大学与他人共同研制成功了高频改水器，可以有效避免锅炉内积结水垢，从而节约用煤，并长期用于工业生产。
文字图片资料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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