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很倔，一句话：“哪有什么诀窍，把《左传》给我背了！”我背的那本《左传》，蜡版油印的，墨香至今萦绕笔端。其实，一些学科的方法论经典是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各学科有分别的方法论专著。王实甫《西厢记》中写的是：“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一个系统的既定条件可能是另一个更大系统的变量。任何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依赖于与手头的特殊研究有关的各种因素聚集的程度。
刚上大学时，跟老师套学古汉语的诀窍，想走捷径。老师很倔，一句话：“哪有什么诀窍，把《左传》给我背了！”
背就背，那时记性好，没怎么费劲儿就背过了。我背的那本《左传》，蜡版油印的，墨香至今萦绕笔端。
钱穆说过：“正如天天吃饭，好书也该时时读。” 经过这番功夫，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的境界。
朱光潜先生也讲：“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口诵心惟，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
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潇洒迷人。潇洒的背后，下的也是笨功夫。冯友兰授课时不带讲稿，像引用孔孟荀墨一样，凭记忆引证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猴子在肩膀上跳来跳去的温德教授，能够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能用不同的声音和语调表现剧中每个人物。
庄稼，要施底肥；人，要练基本功。其实，一些学科的方法论经典是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各学科有分别的方法论专著。
无论从事什么专业的研究，有些经典是需要读的，至少需翻阅知其要旨。比如：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培根《新工具》，笛卡尔《方法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罗素《逻辑与知识》，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彭加勒《科学与方法》，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等等。
读经典除了下苦功夫，还得讲究方法。阅读重要文献就是一条重要方法。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强调：“了解书籍目录源流，可以少走弯路，至少不会遗漏重要的文献。”文献功夫可以避免无用功和出笑话。
有人读到辛弃疾《贺新郎》中的句子“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就以为这种豪放句式是其首创，其实错了。往前溯，释德洪《石门文字禅》中就有这样的话：“不恨子未识和仲，但恨和仲未识君。”再往前溯，《洛阳伽蓝记》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继续往前溯，还可以在《谈薮》中看到张融的感叹：“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
下点文献功夫，可以明高下。很多人都知道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千古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我们从文献角度参照较比，才能更体会这句话的独特之处。宋郑文宝《柳枝词》中写的是“载将离恨过江南”，周邦彦《尉迟杯》中说“载将离恨归去”，苏轼《虞美人》讲“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陈与义《虞美人》也说到“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元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则说：“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驼也驼不动。”王实甫《西厢记》中写的是：“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这么多人把“愁”载来驮去，只李清照的“载不动”别有洞天。
读书要杂，但又怕杂。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历代大家无不是博约相济，以博驭约。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朱熹综罗百代，才能集理学大成。钱锺书学贯中西，方能另辟天地。清代钱大昕精通经、史、小学、金石、天文、地理之学，以经证史，以金石铭文等考古资料与纸上史料参证，才写出《二十二史考异》。
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写道，经济学的传统边界并不重要。一个系统的既定条件可能是另一个更大系统的变量。任何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依赖于与手头的特殊研究有关的各种因素聚集的程度。如果为了弄清经济循环问题，而需要有关嗜好、技术、政府政策和制度结构的理论，那么，经济学家就不能以这是他研究范围之外的事为理由，而无视这种需要。
清《魏叔子文集》有个形象的比喻：蓄积学问像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沈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当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
读书也是这个道理，我们要下功夫读经典，又不能拘泥于一点，要放宽了视野，努力去读。
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何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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