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了，曹操的谋士团队在这场战役中并不是毫无作为，而是指出了本方存在的致命缺陷。和程昱的观点相比，贾诩的建议更有针对性。其二，指出了还未完全得到荆州地区的人心。其二，忽视了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初战即遭痛击，未及时调整策略赤壁之战后，曹操伤亡了大量兵马，损毁了很多好不容易建造的舰船，刚刚得到的荆州也被孙权和刘备瓜分。曹操错过的第二个拐点是未能识破黄盖的诈降之计。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讲解?曹操急于求成、北方士兵不善于水战、荆州内部人心不稳……在赤壁大战开始前，诸葛亮和周瑜就指出了曹操一方存在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怎么被后世人重视的因素，决定了这场重大战役的走向？，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讲解?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讲解
曹操急于求成、北方士兵不善于水战、荆州内部人心不稳……在赤壁大战开始前，诸葛亮和周瑜就指出了曹操一方存在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怎么被后世人重视的因素，决定了这场重大战役的走向？
无视正确建议，为兵败埋下伏笔
曹操为什么能成为三国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听取他人尤其是身边核心谋士的正确建议。那么，曹操输掉赤壁之战，是因为没有谋士献策吗？
有声音认为，曹操在撤离赤壁前线的时候，曾经发出了“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样一句感叹，而这句感叹恰恰就说明了曹操隐晦地批评自己的谋士团队无能。应当承认，在曹操以往的很多重大军事行动中，郭嘉都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攻杀吕布、官渡之战、北征乌桓等行动，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如果郭嘉能够参与赤壁大战，曹操应该能顺利击败孙权和刘备，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不过，在笔者看来，曹操那句感叹或许只是纯粹的思念郭嘉而已。再说了，曹操的谋士团队在这场战役中并不是毫无作为，而是指出了本方存在的致命缺陷。
公元207年，袁熙和袁尚被曹操打败后，仓皇逃到了辽东投靠公孙康。为了自保，公孙康杀掉这对兄弟，向曹操表达自己的态度。于是，当刘备从荆州逃离后，很多人认为，孙权也会出于自保杀掉刘备。这时程昱却说：“孙权虽然有谋略，却没有单独抵抗我们的实力。刘备素有英雄之名，他手下的关羽和张飞又都是当代名将，孙权必定会向他求助，进而与对方结成联盟。”对于程昱的这个说法，曹操应该引起重视，因为先后解决两个对手，和同时解决两个结成联盟的对手，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要给予一定的调整，而曹操在这个方面似乎没做什么工作。
和程昱的观点相比，贾诩的建议更有针对性。接受刘琮的投降后，曹操就想着马上顺江而下攻打刘备和孙权，这时，贾诩提出了反对意见：“您当年消灭了袁氏集团，如今又得到了荆州，威名和军力都达到了最高。如果我们能够在江陵城好好待一阵子，褒奖一下官吏和士人，安抚一下荆州的百姓，让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让江东的人都看看。到时候，我们不用动兵，他们就会主动臣服。”贾诩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在笔者看来，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不能因为自己实力强大就放松对敌人的警惕。在官渡大战的时候，整体实力偏弱的曹操能击败实力强大的袁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袁绍轻敌。其二，指出了还未完全得到荆州地区的人心。在古代的大型军事扩张行动中，如果没有得到人心的支持，统治就不会稳定，下一步的扩张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恰逢瘟疫流行，遭遇毁灭性打击
很多熟悉赤壁之战的朋友都知道，瘟疫是导致曹操兵败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不过，很多人并不认为这场瘟疫对战争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因为关于瘟疫的描述，只有“於是大疫”（《三国志·武帝纪》）、“时又疾疫”（《三国志·先主传》）、“士卒饥疫”（《三国志·吴主传》）、“值有疾病”（《江表传》）这16个字，除此之外，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描述。不过，史料中关于这种瘟疫的记载不多，未必就能说明其造成的伤害性不大。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足以说明了曹操在瘟疫防范工作上没有用心。
其一，忽视了水土不服和瘟疫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离开故土、前往异地后，容易出现肠胃不适、呕吐腹泻、萎靡不振等症状，对于一支部队来说，水土不服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战斗力的严重削弱。这是常识，相信诸位都能够理解，但大家很容易忽视另外一个常识，那就是水土不服对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如果说水土不服对曹军阵中北方士兵的打击是“重大”级别，那么，水土不服所附带的人体免疫功能低下，对他们的伤害则是“灭顶”级别，因为当一支部队中很多士兵的免疫功能都下降时，就意味着流感、鼠疫、天花、疟疾、霍乱、血吸虫等瘟疫得到了大规模爆发的前提条件。
其二，忽视了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性。蔡瑁、蒯越等荆州豪族支持曹操，可他俩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荆州士人和官员，因此，曹操在向孙刘联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在后勤保障上会遇到麻烦。《三国志》中的“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这句话就是证据。曹操连吃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解决，一些针对瘟疫必要的应对机制恐怕也没有建立起来。当然，这也意味着瘟疫对曹军的影响会被再次放大。
其三，忽视了瘟疫在东汉时期的破坏力。瘟疫在当时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例子简单了解一下：事例一，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的自序中指出，他的家族本来有二百多人，因为伤寒而死的人数达到了三分之二；事例二，公元242年，孙权征讨海南岛时遭遇瘟疫，结局是“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事例三，公元253年，东吴在围攻曹魏新城时遭遇瘟疫，因瘟疫而死了一大半的将士；事例四，曹植在文章《说疫气》里有“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这样一句话，他的意思是有30%的百姓死于战争，另外70%的人则因为瘟疫而死；事例五，根据当时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持续的多次大规模的瘟疫和战争后，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百余年间全国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三。瘟疫最严重的中原地区，三国末期的人口仅为汉代的10%。
军营是一个人口密集度较高的场所，交叉感染的几率足够高，如果再参考以上几个具体事例来看，笔者认为，曹操大军因为瘟疫造成的战损应该非常之高，损失一半兵力甚至更多，也完全有可能，如此一来，他在兵力上的优势也就所剩不多了。
初战即遭痛击，未及时调整策略
赤壁之战后，曹操伤亡了大量兵马，损毁了很多好不容易建造的舰船，刚刚得到的荆州也被孙权和刘备瓜分。其实，曹操本来是有机会避免这么大损失的。
第一次和孙刘联军碰面的时候，曹操就被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在笔者看来，这本来可以成为他扭转未来溃败之势的第一个拐点，但他并没有把握好机会。为什么说是拐点？曹军当时已经开始遭遇瘟疫，既然初次交战就已经失败，曹操就应该好好评估瘟疫对部队带来的损失。再者，初次交战就已经暴露出了北方水军和荆州水军没有磨合好的问题，在战场上，这个问题对整支部队带来的伤害性虽然不如瘟疫，但也需要一些时间解决。
还有，初次交战失败后，曹操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将水军撤回江陵，而不是选择在乌林驻军等待机会，因为这样做的话有三个方面的好处：其一，缓解后勤保障不力的难题；其二，增加孙刘联军后勤保障的难度；其三，江陵至乌林这处江段蜿蜒曲折，就算逆水而上的孙刘联军想直逼江陵的话，行军速度也会被放慢，而没有了后勤保障压力的曹军，则可以以逸待劳。
曹操错过的第二个拐点是未能识破黄盖的诈降之计。黄盖的诈降信是在大战开始前送来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曹操首战失败后送来的，这个时候送来投降信，难道不可疑？虽说向首战失利方投降的事情也不少见，可黄盖毕竟也是久经沙场，对于这种老将来说，即使选择向敌方投降也应该挑选好时机。什么情况才算好时机呢？其一，曹操和孙刘联军初战之前；其二，孙刘联军在初战时就以失败告终；其三，瘟疫和部队磨合不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曹操解决后；其四，在孙权麾下没有得到重用。那么，这四种时机出现了吗？并没有，既然这些情况都没出现，黄盖何必去向部队战斗意志不高的曹操投降？同理，面对一个作战经验丰富、深受孙权器重的战将，曹操仍自信地认为对方是真心投靠，他的这份自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文/宋延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