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出处：2009年11月20日，莫言在北大作了“语言与历史”的演讲。他表示，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评价他的《红高粱家族》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个类型的小说还有《丰乳肥臀》《檀香刑》《酒国》。但没过多久，一些大学教授撰文力挺莫言。而《丰乳肥臀》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也就是说，莫言是新历史小说这一文学流派的发起人、代表人和集大成者。
悖论出处：
2009年11月20日，莫言在北大作了“语言与历史”的演讲。他表示，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评价他的《红高粱家族》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个类型的小说还有《丰乳肥臀》《檀香刑》《酒国》。“我写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是从民间的视角来出发，从情感方面来出发，然后用情感代替政治和经济，用民间来补充官方或者否定官方（历史）。”
来自民间的“野史稗官”虽不可与正史同日而语，但其中的风土人情确实对正史是有效的补充。
因此，“用民间来补充官方（历史）”，如果这些史料真的来自于民间，这句话没问题。
“用民间”“否定官方（历史）”？问题就严重了：难道官方历史是假的？“民间视角”的历史是真的？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历史吗？
要搞清这些问题，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
1999年莫言为被封禁的《丰乳肥臀》做解禁的准备，在“修订本后记”里回忆说，1996年，《丰乳肥臀》出版与得奖后，遭到来自老作家、老红军文革式的批判和人身攻击。当时的境况，可用“甚嚣尘上”来形容。但没过多久，一些大学教授撰文力挺莫言。当时还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青年评论家”张清华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其中，张清华在《钟山》上发表的《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一文，认为：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既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部分。”
而《丰乳肥臀》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
也就是说，莫言是新历史小说这一文学流派的发起人、代表人和集大成者。
那么，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呢？
2005年（同年调入北师大）2月，张清华再次撰文《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称八年来，对《丰乳肥臀》读了三遍，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对“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概念也做了以下界定：
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对正统历史的改写上，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类学视野对社会学历史观的彻底取代，将一切历史场景还原为人类的生存斗争，性爱、生殖、死亡、战争、妒忌、仇杀、神秘主义、甚至异化……这些生存的原型母题，瓦解了以往正统的道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历史价值判断。
这里包含了许多“专业术语”，说白了，“人类学视野”，就是关注人类的生物体本身，人类社会的历史无所谓阶级，无所谓道德，而是生命体的本能。
比如说，《红高粱家族》土匪余占鳌为什么会抗战，并不是因为国家兴亡，民族大义，而是他心爱的“恋儿”被日本兵奸杀而激起的男人的冲动。其中的小人物王文义因为三个儿子被鬼子杀死，痛彻心扉的老婆逼着他来到了余占鳌的队伍。
其次，历史的主体实现了“降解”，原来的“中心”与“边缘”实现了一个位置的互换：“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被挤到了边缘配角的位置，而红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
江小脚不仅被边缘化，而且人性卑劣，要与余占鳌联合抗日遭拒，在余占鳌为戴凤莲出大殡的路上伏击了出殡的队伍。
江小脚的队伍还偷了余占鳌的狗皮，穿在了身上，形象猥琐：心情鬼怪妖魔，走路如狗行；江小脚小脚蹀躞……
难道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如果日本人给每个中国人一块糖，是不是本能地认为日本人是好人，这还有抗日战争吗？
三是民间历史空间的拓展，它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
张清华说，莫言“在历史被淹没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历史，这也是对历史本源的一个匡复的努力。”
问题在于是“找到了”还是“想象虚构的”？这有着本质的区别。
司马迁为写《史记》作准备，二十岁开始进行了十六年的壮游，所到之处都是历史风云席卷过的地方，司马迁像个探宝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而莫言在构筑的“文学的故乡”高密东北乡里，展开的是想象、虚构的绝技，怎么是“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历史”呢？
有了张清华的“理论基础”，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底气十足，信心满满。2009年11月20日，在北大的演讲中。他表示欣然接受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评价他的《红高粱家》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并畅谈创作“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初衷：
首先，认为革命历史小说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上的局限（与新历史主义小说有差距）
其次，莫言这代作家从80年代开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接受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
他们不但抛弃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手法，也“突破”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2012年10月12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高密举行记者见面会。他这样对记者说：
今天再看，确实有巨大的局限，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个局限，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
第三，认为前辈作家只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革命军队的立场上来写作，是片面的，不真实的。
他主张：作家应该要站在一个超阶级立场上，处理他的题材，处理他的人物。
但是有没有“超阶级”的立场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而从莫言的创作实践中，他并没有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他只是不站在应该站的立场而已。
四、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情感的历史，经济、政治的斗争应服从情感方面的斗争。
莫言所谓的情感，就是张清华所说的“人类学视野”，毕光明则解读为“原欲”。琼洲大学中文系主任毕光明199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发表了《偏离与追逐：中国大陆的新时期纯文学》一文。
由此，我们厘清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本质：“一切历史都是欲望的历史”，漠视阶级斗争，认为推动历史发展变迁的是“人的欲望”，因而聚焦“人性”剖析。
这为《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中的各种变态的性描写找到了注解。
文明时代已远离野蛮时代几千年，而以莫言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却重新窥视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本能的冲动——原欲，岂不谬哉？
再回头品读文章开头摘录的莫言的这段话：
我写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还是从民间的视角来出发，从情感方面来出发，然后用情感代替政治和经济，用民间来补充官方或者否定官方（历史）。
不得不说，其志不在小。然而莫言在1999年撰写的《〈丰乳肥臀〉修订本后记》中这样定义过小说中的历史事件：
“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但《丰乳肥臀》中遭受攻击最多的某些历史事件不幸又是真实的，这是我的不彻底之处）所以，把小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较的批评，是类似于堂吉诃德对着风车作战的行为。”
这套“理论”在几年后的2003年3月，莫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推介英文版的《丰乳肥臀》时也说过，说明这套“理论”确实是已定型。
问题是，一方面说“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
一方面又说，要用这种“历史”来补充官方或者否定官方（历史）。
当人们质疑这种“历史”的真实性时，又在窃笑质疑的人是傻子。
这不是悖论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