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数庞大姓氏必然众多，而这“十八姓”仅指约有十八姓的立功之人跟随王绪王潮二人，为此次福建之行护航添砖助力有功。途经洪州的计划因洪州节度使时钟的军事理由宣告破产。时钟认为王绪等人一旦得知福建南北净土接通，必为己患，因而阻挠之。其中虔州尚未被王绪占领，此次虔州之行必有一战，由此观之前路艰难。“开闽尊王”一称就是后世福建人对王审知的尊崇表现之一。
大唐盛世的繁华造就出一个长安，而唐末的纷繁战乱也帮扶起一个福建。
唐朝的固始县人口颇多民有所乐，这也正是在“十八姓随王”中河南固始县人数最多的重要原因。
王绪、王潮、王审甫和王审知率光州、寿州五千义军南下入闽，过江出北，后世称之“十八姓随王”。
五千将士浩荡南行，其数之多路之艰尚难估量，而除这人数众多的士兵外还有大量为战所累的孤寡孤独、流离失所的普通难民，他们也在这场南行之路上，更加应召而行的人才能者，一万五千余人就这样出发。
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有技术、有生产力，大量的人口迁移给福建带去纺织文化冶炼文化等，衣着器具的改变在当时影响颇大，福建人民的生活质量劳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可以说，南下的人们开拓疆土的同时也发展了疆土。
现今的“福建”一词就在这时出现，唐玄宗设置类似现代的边防军事长官——经略使一职，其中就有福建经略使，故此有了福建一词，沿用至今。
当然，地区的发展与壮大绝不是一言可贯的简单事，“十八姓随王”只可说为福建的耀眼拉开序幕，真正的亮相要数“十八姓入闽”，这也是唐朝为数不多的迁移中接近尾声之事。
人口迁移的影响之广由上可观，其影响之深则从“十八姓入闽”可窥一斑。
唐朝经济虽空前繁盛，后期却暗潮涌动诸多风雨，政治问题尤为尖锐，十八姓入闽就出现在兵荒马乱的唐末，由河南至福建人口大规模迁移，光州固始迁移人数尤甚。
唐后期马嵬事变，玄宗落荒，中州百姓不堪言，平原家乡依无所，另寻南方避难处。
时年光州刺史(今河南信阳一带的监察人员)王绪率领百姓军队难民老少南下躲避战乱，方走出淮河流域便由江州出发至洪州(由今江西九江至江西南昌)意走洪州道至福建，路线崎岖可想而知。
王潮也加入其中，史称“十八姓入闽”。
而这“十八姓”倒并非真有满打满算十八族姓氏的将士随队而行，十八在此处只做一约数，并非实指。
人数庞大姓氏必然众多，而这“十八姓”仅指约有十八姓的立功之人跟随王绪王潮二人，为此次福建之行护航添砖助力有功。
有李、王、陈、张、吴、蔡、杨、郑、谢、郭、曹、周、廖、庄、苏、何、高、詹等姓氏，也就称为“十八姓入闽”了。
一时间因“十八姓入闽”带来的众多人口和技术为福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强大基石。
民国由王审知建立，人民也算安乐，大量的人口迁移给闽国带来不小骚动，但很快被平定。相继有长江淮河流域的百姓迁居闽国(福建)。
不少人以福建做依靠来避开水灾人祸，由此，福建的崛起基础已然打好。
王绪军民此行并非一帆风顺，战争难民与乱军向来不招人待见。
途经洪州的计划因洪州节度使时钟的军事理由宣告破产。
时钟认为王绪等人一旦得知福建南北净土接通，必为己患，因而阻挠之。
然而北上战乱仍在继续，痛苦与战火交织，王绪一行不得不继续南下以求生路，进而转为吉州至虔州(今江西吉安至江西赣州)。
其中虔州尚未被王绪占领，此次虔州之行必有一战，由此观之前路艰难。
然而虔州所属的南康民潭有起兵运动，王潮等人率先开路到达虔州，王绪变只得向东出发，自南康至临汀（今福建长汀）
规模宏大行途浩荡的“十八姓随王”、“十八姓入闽”由此算是暂画句号。
人口的大量增加如不加以适当的管理必引来更大的慌乱，资源有限民民相争。
因此，王审知顺利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优待江淮移民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江淮移民，这也为福建的发展提供滋养。
江淮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员往来因此变得空前密切，富足劳动力的增加为福建提供技术能力，可谓是发展中的兴奋剂。
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壮大的不竭动力，除却劳动力的增加人口迁移的另一优点便是文化的碰撞。
人类社会的多次重大发展都从强烈的文化碰撞中得来，“十八姓入闽”也不例外，北方文化与闽南文化相互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文化，文化的发展由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福建也因此蓬勃发展。
文化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因此文化的发展也体现在闽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建筑形式的改变，生活习俗的发展以及言语沟通的变换等等。
福建人的发展也离不开与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密切贸易往来，西方文化也对其有一定影响，闽文化在贸易中得到另一种丰富与发展。
如果说人口文化等都是人口迁移的浮表影响，那么王氏三兄弟中的王审知就可称是这次迁移带给福建的一块宝石。
人是独立的个体，要把以万记数的众人引领好管理好实属难事，而王审知对闽国的治理无疑是成功的，正是这种成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而不是引来干戈。
鼓励农桑和轻差役薄赋税的政策一经推行就吸引了大量农民投入劳作，甚至出现放眼望去无一旷土的奇景。
开发状态的不断完善使福建人民不再满足于原有的开发地区，其开发进度开始向沿海地区拓展，今天福建沿海的经济想必也收其影响。
福建农业的发展则要从围海造田说起，据研究，唐五代十国时期，福州、晋江、莆田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田地大量增加，甚至还有在滩涂区域围堤筑垦的活动。
民以食为天，农业发展逐渐成熟的福建人民则有更多精力发展其他经济，这种多栖发展的经济模式让福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福建地区的食物味美香甜颇具特色，茶、荔枝、橄榄、柑橘等都是贸易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东南沿海的山海地势也为福建的全方位发展提供地理支持，山区就是福建农业发展的一大要地。
大红袍作为茶中极品就产自福建，而在唐朝，茶的盛行可比之现今的咖啡。
无论中外官民，都被茶叶征服，福建的茶叶正可做上品，唐朝时，福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便是茶叶了，茶叶都交由政府管理，可见其重要性。
除此之外，福建的手工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初福建对上的锦织贡品的质量与数量都不算上乘，这次人口大迁移却给其带来了大量的纺织技术，民国时期，王审知的上贡数量就已高达3.5万匹，高超的纺织技术与大量的劳动力都为福建的纺织业技术提供了不少动力，使福建纺织业得到大步发展。
同时，福建也是与波斯、阿拉伯有着密切贸易联系的经济贸易区，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把好手。
唐中后期，泉州成为新晋之星，在贸易往来中熠熠闪光，即便如此，其光芒也有无法触及广州之处，而这一现象则在民国时期得到一定的改善。
福建泉州幸免于唐末的战乱，以得到此发展效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后福建的港口发展进度都逐步提升。
安居乐业，农有所耕，商有所营，士有所读，工有所做的生活也吸引来大量中原名士前来福建，人才的涌入注定将福建的发展带到另一个新高度，“边海邹鲁”一说也在这时兴起，王审知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开明的贸易政策轻开役薄赋税的管理措施都给福建注入了新鲜血液，从甘棠港的开发就可见王审知的管理头脑。
“开闽尊王”一称就是后世福建人对王审知的尊崇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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