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封事》中表示“于辽、金称大，以列国待宋，甚可羞也。”李成桂及位后的第六年，效仿中国，设立太学，立文庙，安置田产供养儒生和士林。通常情况下，儒家文化中小国无法对抗大国时选择臣服大国是一种明智之举。保天下是仁，保其国是智，孟子认为臣服小国符合儒家礼仪，不是羞耻之事。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盛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都奉行事大或事小主义。
中国古代由于国力强盛，周边各国都迫于压力亦或是仰慕的心态向中原王朝称臣。但有这么一个国家，似乎对中原王朝是死心塌地，即使在中原王朝覆灭后也十分尊重和怀念。
这个国家就是李氏朝鲜，它从建立到最后的灭亡，似乎一直对中原王朝有着一种特殊的心理。
上图_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一、特殊的宗藩关系
唐代以前朝鲜半岛上还上演着“三国演义”，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不稳定。直到唐朝时，宗藩关系才开始正常化，但这段正常化历程也十分曲折。660年至668年唐朝与新罗联合剿灭百济和高句丽，但后来唐朝军队由于战事连连失败，外加吐蕃兴起，薛仁贵不得不从朝鲜撤军，并将安东都护府牵至辽东新城。伴随着新罗统一，以及唐朝、五代十国、宋朝的消极政策，中原王朝始终难以对朝鲜半岛实现长久统治，进而产生稳定又特殊的宗藩关系。
时间推进到明初，高丽辽东征伐失败以及李成桂推翻高丽、建立李氏王朝，这个国家很快就向明朝称臣，但这一次称臣后建立的宗藩关系比前面几个朝代所建立的虚无缥缈的宗藩关系要更为特殊。因为无论是唐朝还是宋元两朝，朝鲜半岛虽然名义上每年都要对中原王朝上贡，但是仍保留很强的独立性，甚至出现过抗贡的行为。可李氏朝鲜对于明朝却是百依百顺。
上图_ 李成桂（1335年－1408年），李朝开国之君
明朝早期经常向朝鲜索取粮草、工匠等，而且派往朝鲜的外交人员要么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要么就是在国内不受待见的宦官，基本上不怎么派三品大员出使朝鲜。《明会典》对于李家宗族记载出现错误时，朝鲜提出抗议，明朝也视而不见，而且200年后再次进行修订时，也没有把这个错误进行修改。朝鲜在明朝眼中似乎只是一个一文不值的藩国。
按理来说，外交上受辱，李朝朝堂肯定会谋求独立自强，但是朝鲜却依然很恭顺，对明朝恭行事大之礼。这种奇怪的心理又要从儒家说起。
上图_ 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
二、儒家“华夷之别”学说的影响
《春秋公羊传》以及朱程理学对于“大一统”进行过系统论述，其中华与夷的区分是他们最关注的，因为在儒家观念里即使“华”偏安一隅，也属于天下正统，对于实现“大一统”拥有正当性，对外征伐也符合法理。这套理论在13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到了14世纪出现郑梦周等儒学大师。
14世纪末，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后便将儒家经典作为治国方略，半岛上的儒士们也把朱程理学发扬光大，最终发展成具有朝鲜特色的新理学。其中宋时烈对朱熹学说最为推崇，甚至到了唯朱熹是从的地步，其著名的《丁酉封事》所效仿的正是朱熹的作品，而《丁酉封事》对于李朝王室和大臣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乃至后期朝鲜怀念明朝也和这部作品有关。
上图_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
朱熹与朝鲜尊崇中原王朝有何关系？朱熹所处的时代金人肆虐，朝廷主战派与主和派意见产生分歧，当时的朱熹希望通过儒家学说唤醒世人，高举华夷之别大旗，收复河山，抗击金人。其中，朱熹专门对《春秋》进行研究，并且借用《春秋》论述宋朝的正统性以及实现大一统、收复中原的必要性。
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认为能称得上正统的王朝只有夏、商、周、汉、晋、隋、唐，评判标准为“是否为汉族统治”、“是否统治中原”。
当朱熹学说传入朝鲜时，宋时烈等人也受到“正统”学说的影响。《丁酉封事》中表示“于辽、金称大，以列国待宋，甚可羞也。”批判朝中认为辽金属于正统的大臣，久而久之，朝鲜王朝逐步从尊“中原”演化为“尊汉”，这也很好理解为何明朝轻视朝鲜，但朝鲜仍然尊崇明朝。
上图_ 宋时烈(1607～1689), 本贯恩津， 字英甫， 号右庵， 諡号文正
三、慕华的“小中华”
朝鲜尊崇中华的心理，在儒家传入之前也已经有雏形。箕子乃殷商末年“三仁”之一，武王灭商后，箕子前往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相较于充满神话色彩的檀君朝鲜，箕子朝鲜的历史记载更为真实，未来朝鲜各个王朝，都将箕子朝鲜认为自己是小中华的一个重要证据。
“东方（朝鲜）慕华，其天性也”，朝鲜对于箕子的尊崇以及认同，正是因为箕子朝鲜将自己与中华体系相连接，让朝鲜人能够认为自己是“华”而非“夷”。
明太祖赐予李成桂“朝鲜”国号时，朝鲜国内举国欢庆，重臣郑道传上书给李成桂表示:“盖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陛下，言既顺矣。”李氏朝鲜建立之初便一直希望被认同是箕子朝鲜的正统继承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希望与箕子朝鲜沾亲带故。
上图_ 箕子朝鲜与卫满朝鲜
当明太祖的诏书传入朝鲜时，朝鲜立即把朱元璋比作周武王，把李成桂比作箕子，并命人撰写《箕子实纪》、《箕子外记》等书，记录箕子时期的田制、年表，以及李朝对于它们的传承和发扬，希望以此巩固李氏朝鲜对于箕子朝鲜传承的正统性。
箕子作为朝鲜自称小中华的证据和始祖，不仅仅在李朝时被吹捧，早在三国时期就是崇拜的对象，高句丽则是把箕子作为神之子来敬仰。到了高丽肃宗年间，平壤府为箕子立祠，每年专门祭祀，派人守护箕子祠。清州韩氏、幸州奇氏都以自称“箕子后裔”为荣。
上图_ 箕子（？- 前1082年），子姓，名胥余，朝鲜第1任君主
李氏朝鲜慕华不仅仅体现在尊崇箕子，还体现在尊孔。李成桂及位后的第六年，效仿中国，设立太学，立文庙，安置田产供养儒生和士林。李氏朝鲜从建立到灭亡，每代君王都亲自祭祀孔子，其中世宗大王最为注重祭祀尊孔，一生中多次进出文庙，每次祭祀大典时都要带着世子去，世子也在世宗大王安排下进入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是朝鲜历代国王遵循的文化政策，整个国家也是以朱程理学作为治国原则，士林以标榜自己为孔子信徒为荣，乾隆年间，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听闻有山东人士来京，便急忙向他打听孔子后人所居之处，希望亲自拜访。
尊箕子，拜孔子，与明朝车同轨、书同文，仿《周礼》编写《经国大典》，设六曹部门，这些手段使李氏朝鲜能够在中华体系中得到自我认同，李氏朝鲜从朝廷到乡野都认为自己是仅次于明朝的中华正统。
上图_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为何李氏朝鲜急于在中华体系中寻找自我认同，因为朝鲜给自己最初的定位是“边陲蛮夷”，慕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以夷变华”，将自己纳入中华体系。《三国史记》中记载:“金春秋入唐，请袭唐朝仪服，携归，新罗遂行华服。”到了高丽时期，慕华风气不减，仍追崇唐朝礼仪且与宋朝交往，视辽金为蛮夷。
待宋代程朱理学传入朝鲜后，朝鲜人从理学中悟出“圣人出则夷变华”，由此大兴儒学，强调只要尊孔拜儒久而久之就可变“华”。朝鲜半岛特殊的华夷观还承载着他们的民族自豪，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朝鲜实现由夷变华，即使仍被视为夷，也属于华化的夷，同时朝鲜保留着许多中国文物，他们以此作为对抗占据中原的非汉族王朝的理论武器。
但是，慕华作为理论武器，有时候只能屈服于现实，这也就是朝鲜为何奉行事大主义。
上图_ 明朝版图
四、自卑与自保的事大主义
“恪勤事大之礼，深被字小之恩”形容的是明朝与李氏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对明朝“事大”，明朝则对朝鲜实行“字小主义”。朝鲜实行事大主义仍然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中华体系中，常有“事大”二字出现。
通常情况下，儒家文化中小国无法对抗大国时选择臣服大国是一种明智之举。《孟子》一书首次提到“事大”二字:“以大事小，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保天下是仁，保其国是智，孟子认为臣服小国符合儒家礼仪，不是羞耻之事。
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盛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都奉行事大或事小主义。贞观二十年回鹘、若铁勒等部上表唐朝朝廷，表示自己愿年年朝贡，一心事大。
上图_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李氏朝鲜建立前，高丽国王不满明太祖对于铁岭卫领土划分，起兵攻伐辽东，镇守边疆的李成桂急忙上疏声明进攻辽东有四不可，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以小逆大，一不可”。这就是儒家礼仪观中的事大主义。李朝推翻高丽后朱元璋设立不征之国，对李氏朝鲜奉行事大主义是一种支持，事大主义最终成为朝鲜世代不变的国策。朱棣迁都北京后，与朝鲜交流更甚，两国关系密切，《明史》载:“朝鲜虽称属国，而无异于内。”《小华外史》中也透露出“虽称属国，亦无异域内。”
丰臣秀吉侵朝时，朝鲜给日本的国书中写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大明为天下宗主。”这其中抛去以明朝作为靠山震慑日本外，也表明朝鲜在事大主义中已不单单将自己视为属国，而是视为中华的一员。
上图_ 丰臣秀吉（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原名木下滕吉郎、羽柴秀吉
如果政治上朝鲜事大是为了自保，则文化上事大则是因为自卑。古人常以衣冠区分华夷，新罗建立后朝鲜半岛一直追捧中华衣冠，认为箕子朝鲜服饰与中华有相同之处，经常以此为荣，但到了高丽年间时，由于常年战火外加元朝施压，高丽王室与民间都穿胡服，剃发扎辫，长达百年，朝鲜人一度觉得自己被蛮夷同化，离成为小中华越来越远。
因而明朝建立后李氏朝鲜认为其为汉族正统王朝，积极奉行事大主义，竭尽全力地实现与明朝文轨攸同，免除胡元之俗。明朝赐予冕服时，朝鲜认为这是重拾华制，回到中华体系的怀抱。
上图_ 李氏朝鲜官员
无论是仰慕中华衣冠还是为了保障半岛安危，朝鲜从历史上便与中原王朝一直藕断丝连，乃至最后明朝灭亡也仍然暗中纪念，慕华和事大奠定他们这种奇特的心理，相较于其他属国对于明朝的关系，李氏朝鲜与明朝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报恩的状态，以至李氏朝鲜时常觉得对于明朝之恩无以为报，因此心甘情愿对明朝事大。
作者：岩穴之士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明史》、《三国史记》、《李朝实录》、《资治通鉴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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