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在综合研判新时期经济社会和人才队伍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意见》在原有“五级”和特级技师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改革建立新的“八级”技能等级制度体系。围绕新“八级工”制，整合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各业务条线，初步形成了技能人才开发工作的“协同作战”模式，有利于有效提升技能
以“知行兼具”“一专多能”和“创新创造”为突出特征的新型技能劳动者，将成为市场上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紧俏人才
伴随智能制造、数字化生产浪潮兴起，在制造业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和经济区域，新型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
文 | 童天
人才乃治国之本，人才供给质量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制造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必须保持一定体量的制造业。而规模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正是我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之一。
作为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技能人才是联结科技创新与生产实践“最后一公里”最关键最核心的劳动要素，是制造业提升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也是稳定和扩大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当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近年来，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技工荒”制约了制造业发展。高质量发展呼唤数以亿万计的新型技能人才，培养和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已经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将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和发展为新的“八级工”制度。即在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五级职业技能等级之下补设学徒工，之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并建立与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这一改革措施，将有力畅通技术工人成才上升通道，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培养使用待遇相结合，充分体现技能人才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我国迈向制造强国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是我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发展里程碑。
新型技能人才短缺制约产业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国处于由“弱人工智能阶段”迈向“强人工智能阶段”的关键节点。本轮技术革命弱化了经济与物质资本的联系，而与人力资本联系变强，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渐次深化，劳动力总量短缺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就业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并存。
在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技能人才发展，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进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的人才需求规格正在发生实质性改变，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新型高素质技能人才——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有精湛的专业技能，既可以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还具备创新能力。以“知行兼具”“一专多能”和“创新创造”为突出特征的新型技能劳动者，将成为市场上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紧俏人才。
另一方面，我国的技能人才仍然处于短缺状态，整体技能水平还跟不上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新职业、新型技能人才的培养仍落后于产业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伴随智能制造、数字化生产浪潮兴起，在制造业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和经济区域，新型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
职业发展的空间和通道不畅，是阻碍技能人才大发展的关键因素——
纵向看，技能人才通道上升空间不足，成长通道狭窄、路径单一，无法满足知识技能型、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等各类人才的多样化成长需求，以及企业个性化的人才管理工作实践要求。
横向看，现有的技能类资历序列，与技术类、教育类资历序列之间缺乏衔接、难以互认，这限制了技能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提升和学历提升，阻碍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高效配置。
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受限、社会认同度低、工资待遇差等问题概源于此，导致技工院校招生难、企业缺工、技术工人流失率居高不下，进而造成教育结构失衡和结构性就业矛盾。
2022年4月26日，陕西汽车技工学校建筑金属构造项目工匠班助教胡敏在焊接工件 刘潇摄/本刊
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与时俱进
新时期，我国面临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调整期、改革开放深化期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期相交织的全新挑战和空前巨变，既要保障国家安全又要推动产业转型。
从容应对变局的关键核心要素还是在于人，新时代、新使命、新挑战、新机遇呼唤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做大做强制造业，避免经济陷入“低技能、低增长”的双低循环陷阱。推动技能人才工作提质增效，关键在于建立符合时代发展和有利于劳动者成长的制度环境，以制度创新赋能技能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
我国的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改革，顺应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形势任务进行持续调整，经历了老“八级”“五级”和新“八级工”制三个阶段。
1994年开始的“五级”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体系已运行近30年，在纵向幅度设置和横向衔接机制上，都已大大落后于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升级背景下开展的新型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实践。
2021年9月，人社部开展特级技师评聘试点工作，拓展高技能人才上升空间，比照正高级职称人员享受相关待遇，推动更多拔尖领军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2022年3月，在综合研判新时期经济社会和人才队伍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意见》在原有“五级”和特级技师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改革建立新的“八级”技能等级制度体系。
建立新“八级工”制度，通过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对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作出结构性调整和革命性重塑，破除技能人才晋升“天花板”“隐形门”，充分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对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激励工作的引领作用。
用活用好评价“指挥棒”
新“八级工”制，适应了科技革命正在渐次带动的产业技术优化升级、产业模式演变、产业生态重塑对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提出的重大需求，满足了企业人力资源结构调整、人才管理变革以及劳动者个人的职业发展诉求。
拓展技能成才通道。新“八级工”制采取“顶部拓展”“底部延伸”与“横向衔接”相结合的方式，在纵向上，由低到高形成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共8个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
其中，增设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是顺应产业技术变革和技能人才队伍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而及时作出的制度调整；补设学徒工，则是旨在消除劳动者职业通道中的“空档”“断档”，涵盖了毕业生从“学生”到“员工”角色转化以及实习期和新入职员工在技能认定前的定岗定薪等阶段，是对现行制度的重要调整和必要补充。
这是进一步提升企业人才选用效率、完善技能劳动者职业发展通道，以及推动职业教育与生产实践“无缝衔接”的有效手段，能够让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在企业人才开发和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更加充分地发挥导向性功能。
发挥人才评价引领作用。《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多层次、相互衔接、国际可比的职业标准体系，凸显了职业标准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技术基石，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所发挥的引领性和基础性作用。
《意见》将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内容纳入职业标准，同时还明确了企业和院校主体在职业标准开发工作中的核心地位，这体现了提升劳动者职业素养在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和个人获得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也为推动校企构建“利益共享”“互惠双赢”的技能人才联合开发模式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于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职称制度、职业资格制度及境外职业资格证书的统筹规划，不同类型人才、不同技能等级的差异化考评方式，不同类型主体的多样化技能等级认定模式，认定结果与培养使用待遇的衔接方式等内容，《意见》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围绕新“八级工”制，整合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各业务条线，初步形成了技能人才开发工作的“协同作战”模式，有利于有效提升技能人才治理能力。
成就技能人才出彩人生。《意见》提出，引导用人单位将职业技能等级作为技能人才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通过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或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设置单独的技能津贴等方式，合理确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实质性地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纵观我国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改革发展脉络，能够清晰地体现出从低水平“公平分配”，到高质量“共同富裕”发展的逻辑转变。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技能人才实现体面就业，获得体面收入，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切实举措。
下一步，更要持续加大力度畅通技能劳动者向上流动通道，加快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制度体系，探索建立技能学分，加强技能资历与技术资历、教育资历序列间的横向衔接，实现待遇对接，让更多掌握精湛技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跻身中等收入行列，通过掌握一技之长，成就出彩人生，实现高质量就业，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建立现代技能人才制度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对经济的赋能作用逐步增强，未来技能人才工作将以更加主动姿态拥抱数字化变革，顺势完成各类业务的融合——以终为始、评价先行，统筹培养、使用、激励等关键环节，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技能人才制度体系。
这一体系应具备智慧、前瞻、协同、敏捷等四方面特征。
一是智慧。即从革新底层逻辑入手，打破传统的基于经验的工作方式，基于数据信息、数据决策，重塑技能人才开发体系运行模式。
二是前瞻。即规划先行，着眼技能更新迭代，以及制造业内部行业和区域的发展水平，探索开展技能监测、预测，超前部署数字技能类等新型人才培养，确保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同步发展和深度融合。
三是协同。即改革原有较为松散的校企“合作”模式，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由院校、行业企业、社会机构等组建“联合体”，共同开展技能人才培养和评价，变“各自为战”为“联合作战”。
四是敏捷。即密切跟踪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应对技术快速进步和日趋个性化、微量化的企业人才需求，着力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自驱力”，细化管理颗粒度，动态更新职业标准和改进评价技术，开展更高质量、更具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培训。
纵观我国职业等级制度变迁史，无论是老的“八级”“五级”，还是新“八级工”制，都是历史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功能指向性——从早期阶段的单纯强调工资分配的“结果导向”，到中期阶段的“能力导向”，再到现阶段不断向注重能力、配置、待遇相结合的“综合应用”方向深入转化。
新调整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注重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遵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强调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人才体制机制重大改革创新。
未来，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人才强国”“制造强国”战略，实时研判重点产业紧缺急需人才，针对现实存在的总量不足、素质结构失衡等技能人才发展短板弱项，持续完善职业标准体系、职业资格目录，适时改进不同类型人才、不同技能等级的差异化考评方式，引领优化配置调结构、强化培养提质量，不断完善技能人才供应链建设。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技能人才事业将以改革为动力不断向前发展，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作者为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