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些折算法则中，是以白米为交税的标准单位。甚至在云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物产繁杂，出现了用贝壳和树漆以及丹砂水银来纳税的情况。而在现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如果纳税人偷税、欠税、骗税、抗税，税务机关就要追缴税款、滞纳金，依法处以罚款，触犯刑法的还要由司法机关予以刑事处罚。
文/山鬼（明清史研究团队作者）
税收，与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种国家的财政手段，无论是买房置地、还是购买商品，这里面都包含有各种明目的税收。而在中国明清两代，农业税收是绝对的国家经济的命脉，而当时的百姓都要缴纳什么样的赋税？我们经常在书中或者影视作品里看到的“苛捐杂税”又指的是什么呢？
（鱼鳞册 即官方掌握的土地登记簿册）
在一个帝国确立经济制度的时候，农业税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所以在朱元璋还只是吴王的时候，就给他领地内的百姓规定了一个笼统的“赋税十取一”的范例，但这时正是王业初建，典章制度还不完备，所以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就有了更加规范化的制度。由于中国在古代是个农业性的社会，所以对于粮税是特别看重的，而这也成了国家的正税，几乎是王朝主要经济的来源，所以明初将百姓一年需要缴纳的赋税分为“夏税”和“秋粮”分两次缴清。
在明初，百姓在纳税时并不都是用银子来交税，更多的还是以缴纳土地上所出产的米麦丝绢为主。由于各地的出产不同以及交通运输等问题，所以各地的赋税也有了不同的折算之法。而在这些折算法则中，是以白米为交税的标准单位。在明初，普通民田一亩地需要上交三升三合五勺大米。而由于朱元璋仇视苏州、松江这些曾经是张士诚领地的百姓，所以这些地区的赋税最高时能达到其他地区百姓的两倍之多。
根据洪武九年的条例，一石米折银一两，钱千文，钞十贯。而小麦一石只能折合大米八斗，棉布一匹折合大米六斗，麻布折合大米为四斗。甚至在云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物产繁杂，出现了用贝壳和树漆以及丹砂水银来纳税的情况。（《中华二千年史》）
面对如此纷杂的纳税情况，不要说是纳税人，就连旁观者都很是头痛，因此为了能及时缴纳赋税，在纳税的系统中又出现了两个分支，即以米麦等实物纳税的“本色”和用银子以及其他物品抵税的“折色”。而原始的笨重的本色纳税所占的比重，也在后来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开始被更为便捷的折色纳税而取代。
按照朱元璋最早的设想，自己所设计的制度简直是完美的，可是时过境迁，大明江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明朝正德九年的时候，由于放烟火时不慎将乾清宫焚毁，所以亟需重建，但此时国家财政枯竭，可乾清宫又是皇帝的象征，无奈之下，朝廷向百姓们“加赋百万”。而到了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海瑞在他的奏疏中提到的“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一语就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由于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屡次举行大规模的斋醮法事以及当时蒙古和明朝边境战事频发，国家更是入不敷出，所以在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进攻北京之后，为了巩固边防，户部向当时的南京、浙江等地区加收了一百二十万的赋税，而此后这竟然成为了常例，一旦国家财政不足，就会从各省加派赋税，多时五百万两，少时也有三百万两。而这些增加的赋税多半是以题增、脏赎、提编、均徭等明目摊派和折算在每一个百姓头上。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由于“三大征”的举措，更是让明朝的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而且在此时为了平定东北的后金，又增派了辽饷，这次的摊派朝廷索性连名目都省了，万历四十六年直接规定，在原来的纳税基础之上每亩地增加三厘五毫银子的赋税，于是这一年国家就多出了二百多万两银子，随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财政依旧吃紧，第二年又增加了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增加了两厘。而到了崇祯年间除了加收辽饷、练饷和剿饷一千六百多万白银之外，每亩地再次增加了三厘银子的赋税，结果是辽东没有平定，农民军也没有剿灭，反而是大明在这样严苛的赋税中结束了。
（清代康熙年间税务收据）
等到了清军入关之后，沿袭了几乎明朝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以除了将税收上的辽饷、练饷、剿饷废除了之外，其余的赋税额度均按照万历年间的旧例征收。随着清朝统治时间的增长，也出现了和明朝同样的问题，以立国之初定下的赋税额度无法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于是一些默许的弊端渐渐在百姓纳税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踢斛淋尖”，而这种方法也是最常见的，就是百姓在将粮食倒进官家的大斛里时，要将粮食堆成一个超出斛壁的圆锥型，然后由收粮的差役卯足了劲狠狠的踢上几脚。这溢出来的粮食，不许纳粮人扫回去，而且也不能算作是缴纳的粮税，官方说是为了弥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损耗用的。此外在乾隆初年以后，百姓缴纳赋税时还会有一定的折扣，最严重的时候百姓交米一石，就要将其中的二斗五升“折耗”掉，而一石等于十斗，这也就意味着百姓在纳税时需要多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粮食。（《清史稿·食货志》）
（建国后群众“交公粮”场景）
如果百姓认为缴纳银子就可以免除这些损耗的话，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在用银子纳税这儿还有“火耗”等着呢。火耗的存在是因为百姓所上交给国家的银子成色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官府重新熔铸成为统一的银锭，才算是缴纳完毕。而在银子重新融化的时候势必会有损耗，所以这些损耗自然要让百姓来承担，而这些损耗有多少呢？一两银子要加收四钱或者五钱的损耗，才能视为缴纳完毕，而实际上多出来的就成了官老爷们“合法”的灰色收入。既然有这样生财门路朝廷自然不会放过，所以雍正二年朝廷下令“火耗归公”，当作发给各级官吏的“养廉银”，而仅是这一年朝廷用火耗发的养廉银就达到了二百八十余万两。（《清史稿·食货志》）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后期的经历是惨痛的，伴随着各种战乱与赔款，很明显以清代的国家财政来看是入不敷出的。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朝廷国库自然是没有银子的，所以这笔钱又被分摊到各个省份，而各省摊派的金额也都在一千八百万两左右。面对如此巨额的赔款，朝廷和地方自然都是要各显其能了。光绪三十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向皇帝奏称，可将各地的田地亩数重新统计，每亩收钱二百文，不再收纳其他的税金，将赋税统一化。宣统元年，端方又上奏，可让百姓将赋税一律缴纳成白银，但是每一两银子要加收六百文的“公费钱”，另外再加收二百文的“规复钱”，总之是名目繁多，而这些钱最后的去向却是“半归中饱”。
而除了这些，朝廷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税收名目，例如：赔款捐、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以及各地所设之厘金局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钱都是要百姓来承担的，所以卖儿鬻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就成为了那个时候最常见的景象。而在现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如果纳税人偷税、欠税、骗税、抗税，税务机关就要追缴税款、滞纳金，依法处以罚款，触犯刑法的还要由司法机关予以刑事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