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的成功塑造，必将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长廊贡献又一独特形象。在故事的最开篇，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动荡的一段时期。上校用躲避的方式来对抗那个时代，不参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面对人性之恶，上校始终保持善良。寻找上校的真实面目，是这部小说最大的主题，这种寻找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在上校真实面目外面，包裹着重重叠叠的“壳”。只有揭开这一层又一层的壳，我们才能见到上校的“庐山真面目”。
“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方言，形容人生像海一样复杂多变，起落浮沉。但，“每个人都跑不掉的，一定要爱上生活”。
《人生海海》 麦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柴利增摄
时隔八年再出新作，麦家的最新长篇小说《人生海海》，注定让人期待。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部新作却不是大家熟悉的、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谍战题材，而是“讲述了一个人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这是麦家的野心。
习惯了或者说喜爱麦家谍战小说的读者，初读《人生海海》估计会失望。缓慢平淡的叙事，散文化的语言，使这部小说的开局显得温情脉脉，波澜不惊，与他之前谍战小说的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期待中的剧烈冲突迟迟没有出现。只有耐着性子慢慢看下去，等着作家一层层抽丝剥茧，主人公“上校”的真实面目才慢慢浮出水面，他的充满传奇色彩、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一生才徐徐展开。
上校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一位英雄形象，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道德楷模——有人叫他“上校”，那是尊称；也有人叫他“太监”，那是嘲弄；反而他的本名“蒋正南”倒不太为人所知。他的智谋，他的勇敢，他的善良，他的坎坷，他的遭遇，他的隐忍，让人感动，让人感慨，让人心疼。当然，不止是上校，还有“我”的爷爷、父亲，还有老保长、小瞎子、胡司令、林阿姨，包括“我”的前妻和“我”自己在内，他们的人生遭际，都令人唏嘘不已。
上校的成功塑造，必将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长廊贡献又一独特形象。
他是绝顶聪明的智者。在国民党军队里，他无师自通，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医，救人无数，包括共产党的一个大干部。
他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作为军统特工，他潜伏在日占区，为国家肃除汉奸、搜集情报；后来又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荣立一等功。
他是慈悲为怀的善者。虽然屡遭不公，但他始终以悲悯之心善待别人。在故事的最开篇，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动荡的一段时期。上校用躲避的方式来对抗那个时代，不参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承受着人们对他不怀好意的揣测，却依然乐善好施，还救治了喝农药自杀的“门耶稣”。面对人性之恶，上校始终保持善良。他一生历尽磨难，却不改初心，保持着对祖国的赤诚，即便疯了仍意欲在自己腹部刻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当然，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人，他的缺陷和污点也十分明显。年轻时，亡父尸骨未寒，他便跟人通奸；在上海，他出入青楼；他被日本女人和女汉奸包养，甚至被日本女人和女汉奸在肚皮上刺上了字。这刺字成了他一生的污点、奇耻大辱。他宁肯一辈子打光棍，宁肯被开除军籍遣返老家，宁肯被视为“不男人”而遭别人耻笑，宁肯犯罪，宁肯死，也要保守住这个秘密。他本是一名战功累累的英雄，这刺字却将他钉死在民族大义的耻辱柱上，导致他终身生活在郁闷的阴影之中，凄惨地度完了这一生。红卫兵的批斗没有整垮他，而当有人执意揭开他的伤疤时，他终于发疯。
上校是一位神奇的英雄，甚至有几分传奇色彩。看得出作家在他身上寄予了很深的感情，既有崇敬，又有悲悯。也许是用情太深吧，作家笔下的上校形象近乎完美，经历未免过于离奇，比如他利用自己特殊生理优势获取日军情报，这样的想象足够大胆，未免给人不太真实的感觉。但是我却宁愿忽略这份不真实，上校不应该是一位存在于现实中的人物，他只能活在作家的想象中。我能体味到作家对上校的溺爱，在他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人性的期望。同样，我也愿意忽略上校的两只猫的不同寻常的寿命，因为它们身上有着上校的精神寄托，所以它们不能死。
“人生海海，敢死不是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书中不乏这样的“金句”，这是上校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书中众多人物的人生写照。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情与仇，高尚与卑劣，光明与黑暗，坚强与懦弱，快乐与悲伤……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逃不开这些纠缠，然而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无论人生如何复杂，我们总要勇敢地活下去，都要保持善良的底色。正像奈保尔所说的：“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
寻找上校的真实面目，是这部小说最大的主题，这种寻找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在上校真实面目外面，包裹着重重叠叠的“壳”。只有揭开这一层又一层的壳，我们才能见到上校的“庐山真面目”。为此小说抛弃了全知全能视角的他者叙述方式，而是从一个孩子“我”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这是一个高难动作，其局限是明显的，作家采取的弥补办法是作品中人物的对话、叙述——通过上校、爷爷、父亲、老保长、小瞎子等人大段大段的对话和叙述，一点点还原上校的历史。“我”既是倾听者，又是叙述者，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而“我”本人的经历又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主题。
“我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麦家如是说。这句话可以视为这部小说的注脚。（徐可）
